而在这人民公社化时期老百姓要想活命只有一种谋生方式：那就是老老实实爬到地里种田劳动，不准做生意，不准贩卖各种农副产品或百货、服装商品，或者搞什么小修理、小加工、小工厂私自收费等等，也不准个人家饲养牲畜，这些一律被排斥为资本主义、投机倒把。一旦抓住，轻者没收一切收入戴高纸帽子游街示众，重者则逮捕判刑蹲大狱。而且种地必须是种集体的地，个人不许私自上山刨小块地，宁可看着老百姓饿死，也不准老百姓上山刨一小块地种点粮食蔬菜充充饥。而当时的极左政策口号就是：“能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因而村民们有其他才能想挣点钱养养家，补贴一下生活，却根本无法施展。因而那些家庭人口多劳力少甚至有老弱病残的人口的家庭就挣扎在贫困饥饿的死亡线上。有的人家有在外面上班工作的，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没法子维持生活就只好辞职回家当农民种地，来养活全家。
黄岭村人一听到王计财算盘珠子的响声就惊慌心悸，这样的时刻每年至少有两次：第一次是秋后工分算账。
每年的秋收季节，本应是庄稼人最开心的季节，最兴奋激动的季节。他们头顶烈日，汗滴黄土，风里来雨里去，辛勤耕作一年，终于将一粒粒种子培育成硕果累累的金色收成。他们吞糠咽菜大半年，终于盼到粮食成熟了，可以吃到新粮了。然而，对于黄岭村的庄稼人来说，面对这金灿灿的粮食却充满了忧虑，而且越接近粮食成熟，他们的心就越揪得紧了。他们私下常常议论的一句话就是：“咳！轮到咱嘴里还不知有几颗呢！”当时时兴的一句话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多剩少才是自己的。”
粮食一收完打倒，每家每户的工分计算分配口粮就开始了。也就是决定家家户户来年命运的时刻到了。每家每户每个懂事的人口就开始提心吊胆地等待着王计财公布他们自己家的工分数量和粮食分配的数量。等到他们获知了自己的“判决”结果，一家人挑着扁担箩筐将那些带壳带皮的粮食挑回家时，小孩子们高兴地活蹦乱跳，手舞足蹈，他们高兴，不用饿肚子了，家里有粮食吃了。然而大人们却眉头紧锁，郁郁寡欢。因为这点粮食与他们辛苦一年，等待一年，期望的差距很大，与他们一家人一年糊口的粮食差距很大；然而，就这点粮食还并不都是他们自己的，其中有一大部分是要交出去的公粮任务。因而这是黄岭村人第一次听到王计财算盘珠子响声惊悸的时刻。
而第二次算盘珠子响声给黄岭村人的影响就更加恐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