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说道：“根据我父亲的命令，兵工署原本隶属于军政部、资源委员会原本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这两个部门都要独立出来，并且合并为‘军工部’，专门负责国内的资源勘探、研究、开发、建设和发展重工业、扩建军工业等事务，一切都是为抗日战备而服务。俞署长，我父亲打算任命你为军工部部长，全权负责我国的军工事务，原资源委员会主任朱家骅先生担任军工部副部长。说白了，俞署长你负责建厂，朱先生负责开矿。”
俞大维神色肃然：“我明白了，卑职服从委员长的安排，不负所托，为国效力。”
蒋纬国接下来跟俞大维商谈了三个多小时，为中国军工业的发展方向“做出重要指导”。
中国的现代化军工业诞生于清末的洋务运动，延绵数十年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国内局势长期动荡混乱，所以并没有发展成一套结构完整的、机制完善的、部门齐全的真正军工体系，其现状堪称七零八落、散乱不堪。总体而言，在“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国内规模比较大的兵工厂共五座，按规模大小依次是：沈阳兵工厂（张作霖所创）、太原兵工厂（阎锡山所创）、汉阳兵工厂（张之洞所创）、巩县兵工厂（袁世凯所创）、金陵兵工厂（李鸿章所创，原址在上海，后迁至南京）。五大兵工厂里，沈阳兵工厂无论是工厂规模还是军械产量都位居第一，并且不只是中国第一，更是亚洲第一，连亚洲头号列强日本的国内都没有这么强大的兵工厂。东北兵工厂在“九一八事变”前夕能够年产大口径火炮150门、炮弹20万发、步枪6万支、子弹1.8亿发、轻重机枪1000多挺，还能制造口径100毫米以上的火炮，甚至能制造口径达到240毫米的重型榴弹炮，并且该厂具备自主研制枪炮的能力，奉军和东北军普遍使用“辽十三年式步枪”就是该厂自己研制出的，该厂还是当时中国国内唯一能制造加农炮的兵工厂，也是中国最早实现机枪和榴弹炮量产的兵工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光是在沈阳附近的东北军兵营里，日本人就得到了包括19.8吨黄金、2000多万银圆、35万支各型步枪、6万多支各型手枪、1万多挺轻机枪、4000多挺重机枪、400多门各型火炮和迫击炮、89辆坦克、1500多万发子弹、2万多发各型炮弹、85万枚手榴弹、80万套军装、可供30万人吃三年的粮食等巨量物资，这些物资里的武器装备都是沈阳兵工厂生产出来的。
当然了，此时的沈阳兵工厂已经在日本人的手里了，因为张学良，所以中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正日夜为日本人生产杀中国人的武器弹药（蒋纬国第n+2次在心里问候张学良全家）。
沈阳兵工厂之下，就是太原兵工厂。因为阎锡山的苦心经营，太原兵工厂的工厂规模和军械产量也是非常庞大的，该厂能够年产火炮400多门、迫击炮1000多门、步枪3万多支、机枪150多挺、冲锋枪1万多支、炮弹15万多发、迫击炮弹10万多发、子弹5000多万发。
沈阳兵工厂以前在张学良手里，现在在日本人手里，太原兵工厂此时仍然在阎锡山手里，蒋介石中央军手里此时掌握着汉阳兵工厂（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巩县兵工厂（位于河南省巩县）、金陵兵工厂（位于南京市），除此之外，还有蒋纬国刚刚开始新建的几个新式兵工厂。
“俞署长，我觉得眼下的军工业需要做两件大事。”蒋纬国摊开一张民国地图，“第一是竭尽全力地进行发展和扩建，第二是开始着手搬迁。”
俞大维点点头：“二公子有何高见？”
蒋纬国已经深入浅出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俞署长，中日开战后，日军必然在开战初期攻陷我国沿海地区，所以我们要把手里的兵工厂、军工业都往内陆迁移，这事自然越早越好，免得战事爆发时太仓促，但在沿海地区也要保留一个兵工厂，能生产弹药和维修军械就够了，不需生产枪炮。张学良的沈阳兵工厂已经在日本人手里，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不会交给我们，那两个兵工厂就算了。我设想的是，南京一个前线兵工厂，武汉一个大型兵工厂，重庆一个大型兵工厂，福州一个中大型的兵工厂。其实，武汉、重庆、福州三地的兵工厂就是我们的以后抗战的三大军工基地。”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因为他早就在这方面进行过详细构思。
俞大维问道：“为什么要在福州也建立一个军工基地？”
“两个原因。”蒋纬国回答道，“第一，福州是海军总部所在地，需要海军兵工厂；第二，假如日军对我国东南地区或华南地区下手，南方也需要一个前线兵工厂。”他补充道，“对了，俞署长，玉门油矿、攀枝花铁矿、六盘水煤矿都会优先为军工业服务，汽车厂也属于军工部。”
俞大维开始对蒋纬国感到钦佩了：“二公子为我国军工业如此呕心沥血，大维深感佩服。”他本来对蒋纬国既不轻视也不高看，但跟蒋纬国进行过深入接触后，不由也对他刮目相看了。
在蒋纬国、俞大维、朱家骅、徐培根（兵工署机械司司长、著名军事学家）、陈修和（军工专家、陈毅元帅的堂兄）、李待琛（军工专家、武器专家）、李承干（军工专家、枪炮专家）、沈正功（机械专家）、钟以文（炸药专家）等军工业工作者们的努力奋斗下，经过短短半年，这项庞大的军工业搬迁工作就完成了，并且跟蒋纬国构思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