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不劳二主。
李治倒是挺会安排人的，把雕版印刷术拿到手后，干脆又交给了李逍来负责。在秘书监下新设一个印刷局，负责印书。
皇帝交给自己新秘书的第一个任务，尽快把印刷局搭建起来，反正要人他给人，要钱给钱，要地给地。一万套九经，这是李治交给印刷局的任务。
财大气粗。
李逍不由的感叹，皇帝手笔果然大。
要是自己，就算有印刷术在手，就算印刷成本低，也不会直接就先来个一万册的。我肯定要先调查下市场啊，再比如开个招商大会啊，寻找些经销商什么的，起码要先弄到一些订单，甚至最好是先拿到些订金，这样才会上马动工的。
直接就先来一万套九经，太简单粗暴了。
不过一万套对于皇帝来说，确实也不算多。
毕竟大唐如今的科举考试，其实以明经和进士两科为主，而其中进士科录取的人少，以明经科录取最多，特别是考明经的往往是那些士族子弟。俗话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你要是三十岁才考中明经，那就算老了。而如果五十岁就能考中进士，还算年轻的。
“陛下，臣请陛下赐几个字。”李逍嬉皮笑脸。
“赐字？”李治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突然的就说要赐字？
李逍让人取来纸墨笔砚，亲自替皇帝磨墨。
“就写一行字，钦定科举考试九经正版，秘书省校正！”
李逍打算用皇帝的字来做招牌为九经打广告，等这九经印出来，每卷封面上都印上一行大字，钦定科举考试九经正版，他娘的，有这行字，那这套九经还不得牛气冲天。
再加上秘书省校正，那绝对是抬身价的事情啊。
他李逍做事情，要做就要做最好啊。
“陛下，臣听闻著作局有一本书已经校定完毕，是否也可以交给印刷局印刷颁行？”
“你是说五经正义？”李治一下子就明白李逍说的是哪套书了。
五经正义，就是对五本经典的义疏解释。汉武帝时，朝廷将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
在贞观时，太宗皇帝命大儒孔颖达等编写五经义疏著作，这套书是对五部经典的官方解读，由孔颖达主编，历时三十多年，前后五十多位著名学者大儒参与。
其中《周易》用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尚书》为梅赜本汉孔安国传；《诗经》用汉毛亨传、郑玄笺；《礼记》用郑玄注；《左传》用晋杜预注。各经大多依据自古以来，特别是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的多家注释整理删定而成，“事必以仲尼为宗”，试图“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
这套书的目的，就是完成五经内容上的统一，总的来说，就是统一思想。
这对大唐统治天下，当然是大有帮助的，选用更适合朝廷需要的经典注释，有益于朝廷。
“臣认为五经正义历时三十余年，如今既然已校定完毕，那就应当立即刊印颁行天下。而且臣还建议，可将此五经正义列为标准，规定以后科举考试经典部分亦必须按此答卷。”
李治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可再刊印五经正义一万套。”
大唐奉行的是儒家九经，比起汉家的五经要多出几本经典来，不过五经也是基础。
这套书可是好不容易完成的，从贞观初到现在，好不容易编完，并校定完。
按正常情况，这套书完成后，会由秘书省著作局抄写几套，分藏于朝廷的几大馆阁之中。
但是现在既然有了印刷术，当然可以刊印发行了。
儒家的这五本经典，成书年代早，文字晦涩难懂，记事又简略不祥，因此后人学习起来有很多困难，于是后来学者大儒们流行为经书作传、注，可一部经书又往往有各执一说的多家传、注，后人更不知道该听哪个的。
大唐编的这套五经正义，就是要从中选出比较好的注本，摒弃其余杂说，对前代的繁杂经学解释进行一番统一整理，又因为前代的注本，也有难解之处，于是还要对传、注，又加以疏通解释。
这其实是一套工具书，专门用来解读学习五经的工具书。
括《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
总共一百八十卷，可谓巨编。
特别是不但有孔颍达等大唐名儒，还有如于志宁、长孙无忌等许多重臣参与增损。
“好，五经正义交于印刷局刊印，然后发行天下，以后凡士人应明经科，均须诵习儒经，义理全据五经正义所说，否则就视为异端邪说。”李治拍板。
朝廷科举几十科，但以明经为主，九经和五经正义为考试必用书，那么这套书的思想理论对唐人将会有巨大的影响。
李逍也是知道些这些儒经的哲学思想的，比如周易正义里宣扬的是先道而后形的唯心论，而礼记正义这本书，宣扬的则是儒家重礼的观念，提倡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
这就是统一思想。
汉以来，朝廷信奉儒学，以儒治世。儒家经典是儒家的根基，而经学又是儒学的表现形态，通过注解经书，表达的是一个时代知识群体的理想、追求、思想旨趣和价值观念。
可以说，统一儒家经典注义，其实就是在统一天下人的普世价值观，通过支持宣传那些对朝廷有利的价值观思想，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