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次是利用对方轻敌麻痹大意的机会攻占了老河口，但淅川城下那一次惨烈的教训仍然让白郎记忆犹新，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往那里走。这个时候，很久都没有出过注意的革命党人沈参谋向白郎提出了一个建议。第一：由于南方革命党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活动，起义军改称“公民讨贼军”，建立自己的统率机关，由白朗任总司令，李鸿宾为参谋长，沈为副参谋长；第二：将军队分前、中、后三军，以王生歧为前军总司令，韩世昌为中军总司令，白瞎子为后军总司令；第三：将分散活动的部队调回，分别集结于豫、陕、鄂交界的老河口、谷城一带，作好入陕入川的准备。
之前西进的宋老年已经派人送来了消息，他的部队西区甘肃已经失败，部队正退往陕南。根据这一情报，白郎同意了沈参谋的建议，随即命令起义军向大巴山和秦岭山区的房县、竹山、竹溪县方向移动，和已经南下的宋老年部汇合以后视情形再定。四月十日，白郎率主力离开老河口，向陕南进发；而老河口也于四月十五日被官军收复。
段祺瑞指挥的各路围剿大军，眼看就要将白郎土匪包围消灭了，但在最后关头却被声东击西调虎离山，让白郎硬是逃了出去。不仅如此，西逃的白郎部还占领了汉水中上游的重要的货物集散地老河口，补给方面得到了大大的缓冲。这些消息让袁世凯大为不满，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在前线指挥的陆军总长段祺瑞，电令他离开战场回到北京，把剿匪指挥权交给湖北都督段芝贵和北洋心腹陆建章两人负责，任命陆建章为新的剿匪督办，负责整个剿匪任务。段祺瑞被袁世凯招回去之后一顿指责，把段祺瑞气的要死，便托病不出。
袁世凯手下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三人为他在小站练兵时就一直跟随着的人，袁本人也一直很器重他们。但是随着袁世凯当上总统，王士珍为表示忠于清廷，不愿副署退位诏书，辞官退居家乡正定，袁世凯身边就剩下段祺瑞和冯国璋两人。慢慢的，随着段祺瑞、冯国璋的势力逐渐坐大，两个人都想成为袁世凯之下第一人，两人之间也开始明争暗斗；两人手下的军队也分成了段祺瑞为主的皖（安徽）系和冯国璋为主的直（河北）系。面对目前的局势，袁世凯觉得很有必要将闲赋在家的三杰老大王士珍请回北京，帮助自己来管教一下另外两人，同时也替自己出谋划策。
四月二十三日，袁世凯派自己的长子袁克定亲自去河北正定去请王士珍；临行前，他嘱咐袁克定说：“如果请不来，你也就不用回来了，住在正定好了”。袁克定到正定见到王士珍之后，说明自己的来意，王士珍表示已无意于再参加政治活动，请袁大公子会去。袁克定一看急了，就对王士珍说到：“先生参不参加政治是一回事，父亲邀请你去京谈谈又是一回事，如果你不去，我也只好留在正定了”，说完之后果然就住在王士珍家不走了。见此情况，王士珍只好随袁克定一起回到北京，去见袁世凯。而袁世凯一见王士珍的面，哪里还会给他解释的机会，马上授陆军上将军衔，跟随在自己左右。
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日，白郎率部行至陕南兴安（今安康），与南逃的宋老年部终于汇合，起义军的人马遂增加到一万三千余人。合兵一处的白郎见自己实力大增，信心又开始膨胀，拒绝了沈副参谋长向南进入四川的计划，准备主动进攻陕南重镇汉中。开始的时候，从宝鸡一路逃过来的宋老年也不是十分支持白郎的计划，但是当义军接连两次打败汉中镇守使张钫的部队以后，连宋老年也转而支持白郎的意见，攻打汉中。
让白郎和宋老年没有想到的是，此时跟随宋老年南下的陕西都督赵四明的部队西路军已经到达并控制了汉中，东路走子午道的军队也快要到达兴安。汉中镇守使张钫之所以带兵前来围堵，也正是奉了陕西都督赵四明的命令不得已才出来的，要不然，他这个汉中镇守使就没有的当了。赵四明可是以陕西都督和北京陆军总部的双重命令来要求的，如果不执行那就是抗命，是可以被撤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