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赵天一在军队方面的威望和支持，袁世凯做总统的底气也足了很多，在一些国家政策走向方面也自主的多。他清楚赵天一的分量，也明白国家因为赵天一的出现而改变了多少，所以对赵天一的话还是很上心的。这不，新国民党刚一在上海成立，赵天一就劝告岳父接受这个党派的存在，并通过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借口，将其绑上政府这辆战车。当然，聪明人不止赵天一一个，远在四川，刚刚接任四川将军的王士珍也给总统发来了东北，说出了和赵天一差不多的内容。而在京城的徐世昌、梁士诒、杨士琦等也是这个意思。于是，结论就出来了。
此时在上海陕西北路三六九号、南阳路口的宋家花园宋庆龄房间，刚刚从外面开会回来的宋庆龄，正一个人坐在窗前的椅子上休息，想着今天开会时党员们对袁世凯政府发出邀请的回应。自从赵天一将她从北京警察监狱救出来后，她就在大姐的陪同之下来到了上海的家里，开始反省自己这些时间所走的路程，是不是和大姐之前说的那样“完全错误”。对于孙大炮逃走时将自己抛下不管，反倒没有多少怨恨，因为她觉得太贵这件事已经看清了孙的为人。没有必要再去多想什么。
随着三妹离开上海回美国读书，那个天天跟在三妹身边的孙大炮的学生也离开上海回香港去了。按照他的话说，是去劝说自己的先生放弃错误的革命方法，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但宋庆龄知道，那个已经迈入了老年人行列、身高只有一米五八的色鬼，恐怕不大可能会听一位学生的话，哪怕这个学生的话是正确的。
叹了一口气，宋庆龄从椅子上起来，来到窗前，推开百页窗，从自己的住处向外面的花园望去。宋家的这座英式花园别墅，修建于一九〇八年；房子的主人原是一个叫约翰逊·伊索的外国人。后被在上海做基督教牧师的宋耀如买下，成为宋家在上海的居住地，这里也改称宋家花园；整个建筑二层半高、四面临空。房屋宽敞明亮，就算是冬天，楼前仍绿树成荫，景致怡人很是漂亮。高耸的篱笆墙把这个小别墅和闹市隔开来，感觉很幽静；这种上海人叫“枪篱笆”的围墙，是一种外国手艺，中国人家里是不多见的。
走在自家的小花园里，宋庆龄其实有些紧张和激动。她不清楚自己成立“新国民党”这个举措是否正确，也不明白自己是否真的有“革命”的决心；在那位老人的建议之下，为着新中国新女性的权益出发，她做了这样的决定。只是让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决定会引来社会如此大的关注，更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同盟会元老放弃革命党（国民党）的党籍，选择加入“新国民党”。短短几天时间里，他们从全国各地、从世界各地飞奔上海，让自己的组织日益壮大。
让宋庆龄更加烦恼的是，孙大炮也多次给她发来秘密电报，除了哀求就是哀求，希望她能够回心转意，解散“新国民党”，重新回到他的怀抱，在他的带领之下一起革命。宋庆龄把这些电报都给陪伴自己的大姐看了，自然引了大姐的一吨臭骂和抱怨，臭骂这个孙大炮到现在还不死心，还在勾引自己的妹妹，抱怨自然是宋霭龄对孙大炮直喊口号不做实事假革命者的不屑。
宋庆龄其实在上海还有一所住处，在莫里埃路，但是她今天却没有心思回那里，只想在宋家花园、自己父母的小花园里走一走，理一理自己的思路。再过几天，在美国的黄兴等人就要回到上海，自己是不是将这个新党交给黄兴，让他们去打理，然后自己无事一身轻。虽然这样想，但已经对政治对国家民族发展有了浓厚兴趣的她，还是想着自己能够领导一个党派、一个政治团体，活跃在中国的政坛，书写一段属于女性的历史。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宋庆龄在上海对外宣布，接受政府的邀请，参加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同日，“新国民党”武汉支部、南京支部、长沙支部分别成立，标志着这个党派开始向全国发展。十七日，南下香港的蒋介石孤身一人回到了上海，随后宣布脱离孙大炮的革命党，加入上海的“新国民党”。这个时候的蒋介石，还不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人物，他的声明并未在国内引起声明轰动；但是在革命党、特别是香港的革命党内部，就不一样了，震动很大。毕竟蒋介石是孙大炮最忠实的追随者和学生，现在学生背叛了老师，离老师而去，不能不说对大炮是一个讽刺，对现在孙大炮的革命党是一个打击。
究其原因，宋美龄的出现和赵天一的干涉，对年轻的蒋介石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个时期的蒋介石，虽然已经追随孙大炮“革命”多年。但终究他的政治世界观还在成长和发展变化过程，思想（政治）还没有定型定性的蒋介石，其可塑性自然还存在。另外，“比较”是人在发现和观察事物时最起码的一个判断手法，两个人往那里一站，谁高谁矮，谁胖谁瘦，通过比较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