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朔望朝会时，百官请命，王允续任上公之位。”右相又道：“王允如何行事。二日后，当见分晓。”
“大将军又如何？”蓟王必有此问。
“大将军董重，累日来偃旗息鼓，闭门不出。却不知何故。”右相又答。
“料想，陛下必有权衡。”蓟王一语中的。
先前，董卓为求大义，示好二宫太皇。董重先回，被表为大将军。与董卓并称“二董”，权臣与外戚联手之势成。奈何好景不长。待董卓稳坐大位，遂将董重驱离中枢。鱼梁台上，并无大将军一席之地。董重焉能不深恨。
于是，与卫将军张济等，暗中结党。共谋诛贼。却忌于董卓势大，不敢轻举妄动。遂被王允并吕布抢先。陛下lùn_gōng行赏，董重并无寸功，有何颜面示人。此时入朝，岂，蛰伏不出，亦是人之常情。
然，今时又不同往日。董卓既灭，陛下如何肯再造权臣。王允并吕布，一文一武，共掌朝政。已有分权制衡之意。今百官请命，王允加上公之位。陛下自当警惕。恐为董卓第二。
料想。虽形势所迫，不得不为。然陛下，必有制衡之举。窃以为。若要制衡王允，大将军董重，乃不二之选。既贵为外戚，又中人之姿。论才智，不足以权倾天下。论亲疏，亦不会逼迫董侯太甚。
“‘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蓟王言道。
语出《左传·襄公十年》。意思是说，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个人的意愿难以成功，若二者并行，则难以安定国家，是危险的治国之道。
“主公明见。”群臣拜服。
右相又奏曰：“又闻朝中，拨乱反正之声，不绝于耳。”
“可是拨董卓擅行废立之乱。”蓟王问道。
“正是。”右相答曰：“弘农王乃主公所立，当今天子乃董卓所立。故京中有人言，宜尊弘农王复为天子。”
“王允遣使张种，抚慰山东。首来蓟国，许另有深意。”右相言道。
言下之意。张种出使蓟国，乃为求拨乱反正，而问计蓟王。毕竟，蓟王四朝元老，大汉一藩。天下表率。更有甚者，史侯本就是蓟王扶立。故拨乱反正，首当其冲，当问蓟王。
“自先帝崩后，二宫流血，兵祸绵延。”蓟王言道：“先有何进，后有董卓。朝政凋敝，朝臣凋零。譬如猛士浑身披创，当先疗伤止血。再图复起。”
蓟王之意，显而易见。既已成定局，稳妥起见，不宜妄动。伤及元气，神仙难救。时至今日，洛阳朝堂，已难大动干戈。
且于蓟王而言，何人为帝，并无不同。
“关东形势如何？”合肥侯亦不可不防。
“合肥侯自据寿春，营城筑港，广造大舡。政令所出，皆与我（国）同。更加关东士族，槃根错节，心向寿春者众。闻淮泗诸国各出精兵，重组联军。拱卫关津，与洛阳相抗。尤其汉室四牧，饱受非议。”左相崔钧，起身奏对。
汉室四牧，便是指刘岱、刘繇、刘表、刘焉。
先帝曾言，天下十分，汉室三分，豪强七分。为夺十分天下，先帝不惜弄险，借黄巾之乱，血洗关东。先前，关东士族，惨遭屠戮，为救家园，无暇他顾。今已渐醒悟。更加洛阳朝政日非，民心思乱。关东豪强，如何再坐以待毙，引颈受戮。于是趁洛阳宫变不断，党同伐异，互相倾轧，无力东顾之机。谋取一线生机。
先另立新帝（合肥侯），据拥大义，得合法身份。而后遣门下子弟，充填郡县大位，谋取私利。如此沆瀣一气。将一切违法所得，皆变为天经地义。垄断江山，豪门遍地，遂成『关东正义』。
而后，合纵连横，招兵买马，笼络四方，守护正义。
一言蔽之。合肥侯，非天下公主，亦非拥半壁江山。充其量，不过豪门代言人。
于是乎，天下十三州，渐行渐远。
洛阳守成之君，并身侧遗老遗少，汉室忠臣，皆是『守旧派』。
革新另有两派。以大河为界。河北为『帝国派』，河南为『门阀派』。
不知不觉。『三国』，已呼之欲出（注①）。
或有人言，洛阳如春秋时周天子。名义上，仍为天下共主。不应降格为“国”。
言之有理。洛阳乃『天下共主』，位居三国之上。即便如此。三国之一，亦早有雏形。便是以淮泗八国为首的『诸侯派』。或称宗王派。
为与洛阳抗衡，诸侯派与门阀派，合二为一。然后事如何，天机不可泄也。
洛阳南宫。
董侯正襟危坐。聆听群臣奏报。
先前，朝政皆出鱼梁台。玉堂前殿，门可罗雀。唯有寥寥数人，常伴君侧。不料董卓一日毙命。翌日，王允已拟定名额，查漏补缺。先前不愿阿谀献媚之清官循吏，悉数官复原职。
董侯钦佩之余，亦生忌惮之心。
闻郭林宗，曾赞少年王允：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今日方知，郭林宗“隐君”之名，“名实相符，过人甚远”。建宁元年，郭泰闻陈蕃谋诛宦官事败而遇害，哀恸不止，于次年正月逝世，终年四十二岁。时“自弘农函谷关以西，河内汤阴以北，二千里负笈荷担弥路，柴车苇装塞涂”，万人奔丧。蔡邕亲为其撰碑文。
能被郭林宗称赞，“一日千里，王佐之才”。
王允能有今日之位，实属名至实归。
“陛下？”见董侯一时出神，黄门令左丰悄声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