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愧湖海高士，陈元龙。
闻此言，陶谦一声长叹：“今，蓟王西征，不在国中。如元龙所言，甄都上公之争，断难善终。老夫以为，恐在一年半载间也。”
言下之意，蓟王班师前，甄都之争，必分胜负。
“明公，明见。”陈登答曰：“故王盖‘未雨而绸缪’，引吕布为外援。然吕布苦无根基，兵马粮草，时有不济。遂生窃据徐州之心。今屯兵小沛，若存若亡，皆在明公指掌之间也。”
陶谦轻轻颔首。话已至此，无需隐瞒。这便吐露心迹：“我欲举州托于蓟王，元龙以为如何？”
陈登心头一紧，然面色不变：“明公既问，卑下不敢不答。窃以为，甄都上公之争，实则曹吕之争也。”
“哦？”谓一语惊醒梦中人。陶谦先是一愣，稍后醒悟：“元龙所言极是。”
“天子尚未元服，先前朝政皆出王太师公府。自东迁甄都。设‘狐虎之威’计，先割河北四州之地，又假蓟王虎威，易相夺国。关东豪强惊恐，遂有曹太保夺权。”陈元龙果然高见。熙熙攘攘，利来利往。所谓挟私报怨，朋党纷争。看似意气之争，实则利益相夺。
先前，曹孟德《抑兼并令》下，兖州豪强坞堡破壁，田宅被夺。这才有张邈等人，裹挟吕布之乱。曹氏父子，非兖州人氏。乃出豫州沛国谯县。曹孟德故无掣肘。可大刀阔斧，革除时弊。
豫州则不然。豫州辖颍川、汝南二郡，梁、沛、陈、鲁四国。其中，颍川、汝南二郡，多为黄巾降众屯田。而梁、沛、陈、鲁，四国之中，梁、沛二国，皆为王太师易相所夺。陈王宠素有异志。而鲁相又为麟子阿斗牧守国境。换言之，豫州牧丁原，并无实权。
眼看其子曹孟德，成关东豪强，众矢之的。老父曹嵩，遂欲总朝政，缓和关东矛盾，此其一。为关东豪强代言，废王允之政，还权于关东世家，为其二。割断甄都与蓟国关联，不欲蓟王染指关东，乃其三也。
正如陈元龙所说。曹孟德《抑兼并令》，不过癣疥之疾。只需今汉不灭，关东世家，终有复起之机。然蓟王《二十等爵》却是，心腹大患。今汉覆灭，蓟王三兴，爵民大行其道，关东世家，再无翻身之望。
一切始作俑者，便是王允新政。
不但默许曹孟德打击豪强，更割河北四州于蓟王。长此以往，吾命休矣。关东豪强，不敢明争，遂行暗夺。与曹太保，一拍即合。
曹嵩其人，本就利欲熏心，更加护子心切。且自视甚高。论资排辈，岂有王允，年少居上之理。“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言蔽之，“背后皆利益，往来皆生意”。
知晓上公之争，并无意外。然陈元龙更一针见血，言其本质乃曹吕之争。
汉室倾颓，朝廷式微。朝堂自上而下，不过空中楼阁。乱世相争，兵马为雄。毋论王太师，亦或是曹太保，麾下皆无一兵一卒。唯狐虎之威，仰仗群雄。
群雄俯首听命，大权在握，一朝权臣。
群雄抗命不遵，身死族灭，旦夕之间。
于是归根结底，乃六雄之争。乱世枭雄曹孟德，与傲视桀雄吕奉先，一争雌雄。还裹挟有末世奸雄袁公路，并据土人雄袁本初。另有平难豪雄孙文台迟迟未醒。及盖世英雄关云长，蛰伏国中。尚未身证其名。
心念至此，陶谦又问：“为今之计，该当如何？”
陈登答曰：“『予取予求·虚与委蛇』。”
陶谦求问：“既予取予求，又如何虚与之？”
陈登答曰：“力所能及，无不应允；力不能及，则虚允之。”言下之意，能给一定给，不能给先答应。谓“有求必应”。至于能不能做到，量力而为。此乃怀柔之策也。
“此计高妙。”陶谦心悦诚服。
襄阳城，荆州牧府。
闻袁术欲兴兵来犯，荆州牧刘表遂开府议。
见长史蒯良，别驾蒯越，群僚之首，皆端坐无言。
便有从事中郎，韩嵩谏曰：“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关东之重，在于明公。明公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择一人从之）。明公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可）得，此两怨必集于明公（一身），吾等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兖州之明哲，关东贤俊皆归之，其势必举（高）吕布，然后称（举）兵以向江汉，荆州恐不能御也。故为今之计者，不若举州以附曹公（曹嵩），曹公必重德明公。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改摘自《三国志·魏书·刘表传》）。”
韩嵩，字德高，南阳义阳人。少时好学，虽贫而不易其操。知世将乱，故不应三公之命，只与同好数人，隐居郦西山中。黄巾乱起，韩嵩避走南方，刘表逼其为从事中郎。
开宗明义，“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关东之重，在于明公”。非指甄都上公之争，乃言群雄并起，曹吕之争也。稍后，剖析利弊得失，断言作壁上观，两不讨好。最后又言“若举州以附曹公”。维系“上公总朝政”之时局。字里行间，微言大义。
饶是别驾蒯越，亦不由轻轻颔首。
刘表不置可否，遂看长史蒯良：“子柔，以为如何。”
“卑下，窃以为。关东事小，天下事大。蓟王三兴，不可逆也。关东群雄，无有可挡者。‘举州以附曹公’，取祸之道也。”
“先前，陈王三劝三让，蓟王传檄天下，不欲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