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苗疆，秦风自己并没有见识过。
但秦风却十分了解，这得意于老爷子的学识和他留下来的典籍。
进入酒店，当晚两人并没有行动，而是暂时休息一下。
在民间的传说当中，湘西的历史上曾有个存在了八百年的土司王朝，实行的是非常残酷的封建农奴制。
老百姓遭受重重压迫，妇女比男人的命运更苦，毫无人生权利可言。湘西的妇女，特别是苗族妇女。
为了最起码的生存权，被迫采取措施，保护自已。
她们从山上捉捕来几十种有毒的较小动物，将它们一起放在桶子里用盖子盖住，不给它们喂食，逼着那些饥饿已极的小动物互相残杀.饥饿已极的小动物以大吃小，余下最后一条最大的动物。
余下的这条最大的动物全身聚集着几十种有毒小动物的毒性，成为剧毒动物，被人晾干研成粉末，储存于瓶内，即为“蛊毒”。
湘西妇女若遭人侵犯，即悄悄将藏于指甲的蛊毒倒入仇人的茶杯、酒杯或饭菜内、或水缸里，即为“放蛊”。只有放蛊的人才有独门解药。
这个传闻，其实就是关于蛊虫之术的一种说法。
秦风知道，在风水界中，湘西的“蛊术”和泰国的“降头术”被称为东南亚两大邪术。
湘西的蛊术和湘西的赶尸一样，和赶尸不同的是，放蛊几乎在湘西地区都有留传，而赶尸主要流传于湘西沅陵、泸溪、辰奚、溆浦四县。
蛊在湘西地区俗称“草鬼”，相传它只附在女子身上，危害他人。
那些所谓有蛊的妇女，被称为“草鬼婆”。
所谓的放蛊方式和蛊到底是什么样子，除了代代相传的说法，谁也没见过，但却根深蒂固的留在人心.苗族几乎全民族都信蛊，只是各地轻重不同而已。
在苗族的观念世界，蛊有蛇蛊、蛙蛊、蚂蚁蛊、等类。
蛊在有蛊的人身上繁殖多了，找不到吃的，就要向有蛊者本人进攻，索取食物，让蛊主难受，就将放蛊出去危害他人。
其实这种令人生畏的蛊，并非苗人的专利。
蛊术在华夏古代江南地区早已广为流传。最初，蛊是指生于器皿中的虫，后来，谷物腐败后所生飞蛾以及其他物体变质而生出的虫也被称为蛊。
古人认为蛊具有神秘莫测的性质和巨大的毒性，所以又叫毒蛊，可以通过饮食进入人体引发疾病。
患者如同被鬼魅迷惑，神智昏乱。
先秦人提到蛊虫大多是指自然生成的神秘毒虫。
长期的毒蛊迷信又发展出造蛊人的观念和做法。
据学者考证，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已有人使用和传授造蛊害人的方法。
苗族多处偏僻地区，旧时医学落后，许多疾病得不到有效治疗。
故每遇就诊无效，动辄归咎于蛊。
随着苗族地区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医疗水平的提高，蛊术迷信现在在苗族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小。
放蛊，在湘西苗区，为女人的专利，称为蛊婆。
虽然谁也拿不出具体的证据，外人甚至本地人都对蛊婆的存在深信不疑，甚至有“无蛊不成寨”的说法。
某某贫苦褴褛的老年妇女被村人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地认作蛊婆，一世翻不了身，最终在贫病中终老死去，原因可能是多年前某个吃了她一块甜糍粑的小孩回家后得了莫名之病猝死，便被认定她在食物中放了蛊。
苗地多瘴气，多毒虫，莫名猝死的人不算少，蛊婆因此有了在流言蜚语中无中生有的坚实基础。
对于山外来的旅者，蛊的神秘和可怕更加刺激人的神经。
据传，蛊婆中有不少是年轻女人，孤身寡居，她们如看上哪个外乡人，便在他喝的茶水中放蛊，外乡人于是得了奇怪的病，辗转旅栈不能起行，延医请药都没用，最后经明眼人指点（此时村寨中的明眼人要多少有多少）方知是中了蛊，唯有放蛊者本人才能解治。
蛊婆以此控制了这个倒霉后生，将他老老实实地收在身边。
放蛊的作用不全在取人死命，更为了控制人、要挟人，这或许是比死更令人胆寒的事情。
这种蛊，是女人在山中捉来毒性极大的毒虫，有时是一条蜈蚣，有时是一只蝎子，回家在瓦罐中用自己的经血喂养，每日对其念咒施法。
养成后的毒虫极肥极大，焙烘研磨成粉末，藏于指甲内，向人家的茶碗很隐蔽地一弹，蛊便放好了。
据说这一弹的手法也很讲究，有一指弹的，有两指弹的，中毒者症状较轻，能够治愈；并三指或四指所放之蛊就非常险恶，属于不治之症，中者必死。
当然蛊婆自己是可以解的，而且自家的蛊自家解，就算求别的蛊婆也无济于事。
行走于湘西群山环抱、绿水萦绕的苗家山寨，看那些老旧的磨坊、被脚板磨得光溜溜的石头台阶、长满苔藓的木墙黑瓦、瘦的狗、脏的小孩，那大河谷地上突兀耸立的巨大水车吱嘎吱嘎转动，似乎不堪重负，却顺利运转了上百年。
看得久了人就痴迷了，似乎一切事物都能对人产生诱惑，让旅者的脚步滞重，只想停下来，融入缓慢的节奏里。内心深处或许还真有点期待遭遇蛊婆，自己也说不清。
山寨的炊烟袅袅升起，群山中的草木风华似乎都在“蛊惑人心”，一个苗家女子看了你一眼，也让你心动半天，旁边赫然有一位指甲长长的婆婆，你头皮发麻却也不知趋避，腿脚都不像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