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荷对于长孙无忌此刻的站出来，没有任何的奇怪。这都是在情理之中了，这也是杜荷与长孙无忌最大的分歧所在。
长孙无忌在《律礼》中有这么一句话“诸为人作辞蝶，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
律师这一职业在后世非常的吃香，在中国许许多多的法律上的事情都离不开律师，在别的国家，律师更是超然的存在，有的甚至能够登顶，成为国之总统。然而却不知，在明朝以前，律师还是被称之为讼师的时候，这个职业几乎是人人喊打的。
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的政治家邓析，其被视为古代讼师的鼻祖。他擅长诉讼，辩论之术无人能敌，是那种能将死的说成活的，稻草说成黄金的人物。史书上给他的评价“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是说他辩才无双，出口就是道理，哪怕是定死的事情，也能辨出一条活路来。
他创造了一门学说，叫做“两可说”，在正统观点看来，这是一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的诡辩论，简单地说，就是模棱两可、混淆是非的理论。
因为这套诡辩的理论，让他找到了许多律法上的漏洞，以此来打官司，无往不利。不管犯事的人孰对孰错，他都能打赢。也是因此，邓析也因此受到了当权者的忌惮，认为他是乱国之根源，将他杀了。
从此，讼师就是钻律法空子的代名词，被誉为乱国之本。
邓析之后，讼师并没有断绝，但毫无疑问，一但讼师为他人打官司，胜利了，那就无恙，一但失败就是罪加数等，严重处罚。
故而长孙无忌在《律礼》中，加重了对于讼师的处置。到了宋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衙门每结案之前，几乎必先办讼师。故而在这个时代，“讼师”往往被视为影响社会和谐、挑词诉讼的不安定分子。
杜荷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讼师的存在，还是很有必要的。若真无存在的意义，也不会越来越受人瞩目。说到底，就是传统文化认为权力具有至上，不承认权力与权利之间有冲突、有矛盾，权力意识完全取代了权利意识，是一种极端的偏激思想。
杜荷见到《律礼》中对于讼师的态度之后，心中就有了为讼师正名的想法，在书中的最后部分，也写出了自己的看法。
很明显，这种举动是挑战流传了千年的常识，引发的争论是显而易见的。
果然，长孙无忌这话一说出口，朝野跟着哗然。
魏征、褚遂良、马周、岑文本这些还没有看到后面的大臣，一个个加快了翻阅的速度，看到了杜荷对于讼师的评价，脸上也是微变。他们对于杜荷的这本书，报以了极高的评价。在言语中，不止一次暗自表明，此书的内容，远远胜过长孙无忌的《律礼》，想不到在最后一部分，竟然会出现这种不应该的错误，一个个都摇头遗憾。
杜荷却是不以为然的道：“乱国之跟，乱国之本，这不尽然吧……”
“非也……”长孙无忌一脸的刚正无私，道：“小杜大人且不闻春秋邓析？此人辩才无双，打官司欲胜则胜，欲加罪则加罪。曾创办私学，教人学习辩讼，求学者无数，致使郑国大乱。小杜大人如此为讼师开拓，实在难以理解？”
邓析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怪才，他给人打官司，不论对方是非，明码标价。大事件，衣服一套，小事件裤子一条，短时间内就成为巨富，以致求学者无数。邓析的本领是对于法律条文咬文嚼字，在不同案件中，随意作出不同的解释，将律法视为无物。
他的学生也是如此，不过年余，郑国出了一大票类似于邓析的人物，致使郑国大乱。邓析也因此获罪，施以竹刑。
长孙无忌这话明里是对事不对人，但暗中却指杜荷居心叵测，想要让大唐步入郑国后尘，不可谓不严重。
李世民、魏征、褚遂良、马周、岑文本等人都听出了弦外之音，但只以为长孙无忌是无心之言，虽觉得夸大，却也没有任何的不妥。他这一开口，立刻给那些想找杜荷麻烦的谏官提了一个醒。
立刻就有人站出来道：“陛下，邓析之祸，以是前车之鉴。小杜大人，人中俊杰，竟然将之无视，实不知居心何在……”他就是先前想反对“义务教育”的谏官。此刻受到长孙无忌不经意的一句话，茅塞顿开，毫不犹豫的成为了他的一把刀子。
杜荷漫不在意的一笑道：“邓析之祸，确实是前车之鉴……但是不知在做的诸位可曾想过。邓析为什么能够搅得郑国大乱？”
李世民与一干重臣，听了此言，先后一怔，继而沉思。
杜荷傲然自答道：“史书上记载的清清楚楚，那是因为他抓住了法律的漏洞，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这才成功。所以我一直认为，郑国之乱，罪魁祸首不在邓析，而在于郑国的律法制度，存在了严重的不足，这才让邓析屡屡投机取巧……反过来说，只要律法制度，没有漏洞，那么邓析口才再如何了得，他有凭什么颠倒是非黑白，凭什么将死的说成活的？”
杜荷这番话让满朝文武眼中一亮，这个中道理并不是没人理解。只是有些事情，流传了千百年，已经成了一个衡量对错的标准。就如邓析此事，只要读过史书的人，都知道因为邓析的讼师才华，使得郑国大乱。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出于对史书的尊重，也无人深入其中去想，去考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