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至三国时的战乱。是全国往复循环的,老百姓就算想要逃难,都是求生无门,无路可逃。如在北方刚打完官渡之战,过不了多久南方又爆发赤壁之战。在东面有阙宣、笮融等人的叛乱,在西面有北宫伯玉和马腾、韩遂造反……那个时期,帝国的疆土,除了边远的西域之外,几乎全被卷入了战火,没有受战争破坏的地方。只能是偏远无人烟的交州和夷洲这些地方。
战乱和反抗,或许是导致汉末三国时期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但这仅仅是个果,而不是因。
在汉末,瘟疫和自然灾害才是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诱因。而军阀混战,百姓不停的造反,只是瘟疫和自然灾害不断发生之后,产生的连锁反应。
瘟疫的发生,是从西汉中期开始,历代政府都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因为与匈奴的战争以及后来南匈奴的归附,产生于北方草原地区的“草原鼠疫病”,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被不断地带到了中原地区。华夏的大规模瘟疫,从西汉武帝开始就周而复始,西汉的灭亡。导火索就是山东地区因为瘟疫而激发的农民起义。而且这种瘟疫以当时的中医水平来看,基本属于毫无办法的绝症。
即使是西汉灭亡,东汉改朝换代,瘟疫也依然没有收敛,基本是每隔一二十年,就会在某个地方突然爆发。这种情况。基本贯穿了整个东汉时代,一直到东汉末年最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横空出世。写出了流芳百世的《伤寒杂病论》,大规模瘟疫的破坏力。才从此开始得到遏制。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东汉中前期开始,华夏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后世之人提到东汉的科技成就,自然少不了要说张衡发明出来的地动仪,而地动仪这个伟大发明的产生,就是拜东汉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所赐。
仅以地震而论,东汉中后期地震发生的频繁程度,在整个华夏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比如东汉的陇西地区,在东汉和帝、桓帝、灵帝、献帝时期都曾爆发大规模地震,正是因为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才促成了与地震有关的发明相继涌现。
在东汉末期,还出现了极其反常的大规模蝗灾与旱灾,比如东汉桓帝到灵帝的几十年里,北方大规模的蝗灾出现过五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几乎波及到整个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这么大范围的蝗灾,在日后的华夏历史上,也就是唐朝开元年间以及元朝末年的几次可以相比,堪称是“百年不遇”。
与此同时,东汉最后的五十年里,黄河有四次发生决口,长江流域的荆州与江东,先后发生了五次水灾。而在同一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草原地区,也连续多年发生大规模旱灾,北方少数民族为了躲灾,纷纷南下到中原地区求内附,华夏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在这时期开始渐成高峰。
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势必造成大面积的饥荒,国家的经济储备会在饥荒中渐被掏空。这时候的东汉帝国,已经进入了门阀政治时期,世家大族的力量,逐渐超过中央。在一些州郡,朝廷只是保留了名义上的节制权,在正常的年景,这样的情况还算和谐,但一旦国家爆发战争和自然灾害,因为中央控制的减弱,势必造成灾害破坏力加大。毕竟世家大族们都会选择囤积居奇,关门自保,中央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赈济,走投无路的老百姓,也就只能选择造反。
比如刚刚结束了战争的江淮地区,朝廷任命的扬州牧王邑因为没有地方可去,只能呆在洛阳混日子,而江淮则被曹操、刘表和孙坚等大小势力瓜分,其间还夹杂一些占山为王的匪寇和流窜于湖泊江河之间的水贼。这些军阀只想着如何攫取,却不思恢复生产和建设,一旦瘟疫和饥荒在江淮两岸爆发,又是一副惨烈的哀鸿遍野图。
事实上,后来蔓延整个东汉帝国的黄巾起义,就和持续多年的饥荒有很大关系。黄巾军通过布施恩惠,收买人心的措施,迅速聚拢了几十万信徒。而黄巾起义的结果,是造成了北方大规模战乱。这是一个痛苦的恶性循环,人口锐减,就是其中的代价之一。
而这个时候,华夏的自然天气,也进入了“反常”阶段,中原各地纷纷闹灾,比如豫州的旱灾,按照正史的记载,一次性就饿死了300多万人,数字虽然有些夸张,但在当时,中央政府都自身难保,哪里还管得了老百姓?后来董卓在关东诸侯的打击下逃离洛阳,将整个洛阳的人口全都迁到了长安,结果活着到长安的,只有区区10万人不到,其他大部分都倒毙在了路上。
刘虞从幽州回到洛阳主持朝政已有半年时间,一开始他忙着理顺朝堂上的官员职位,补充年轻的官员充任僚佐属官,把朝堂上的架子搭好。被吕布扣在安邑的官员,刘虞没打算多用,按照儿子刘和的建议,这次刘虞大量启用了从燕京大学和幽燕书馆完成了学业的士子。
朝堂上的官员还未补充结束,袁术又在寿春闹着称帝,刘虞又把精力放在对袁术的声讨和逼迫袁术周边势力讨袁上,等到袁术覆灭之后,刘虞本来打算按照儿子的建议,对大汉各州现有的人口进行一次清查,结果各地雪片一般上报来的各种灾害和混乱,让刘虞应接不暇,愁眉不展。
并州方向报告,全州大旱,河水断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