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章、历史已经陷入迷雾中
“……历史上的那弛死病，消灭了当时八千万欧洲人之中的大约两千五百万，全面熄灭了欧洲各地的战火——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健全男人补充军队。给欧洲带来了难得的和平：虽然这和平比战争还可怕。”
站在拉文克劳塔楼的楼道露台上，望着窗外纷纷扬扬落下的鹅毛大雪，王秋一边看着智能手机里储存的资料，一边对李维如此侃侃而谈，“……除此之外，这弛死病的浩劫，也给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科技都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许多学者把黑死病看作欧洲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个契机。它就像毛虫的结蛹，虽然痛苦，但待到破蛹而出的时候，就能蜕变为华丽的蝴蝶！
在黑死病之前的中世纪欧洲，领主们的土地由他们的农奴来耕种。农奴们携家眷居住在由芦苇、草皮和泥土搭建的茅屋所组成的小小村落里。房屋里的地面铺上树叶和干草，房屋中间用石头垒出一个点篝火的平台。因为没有窗户或烟囱，生火产生的浓烟通过房顶的孔洞或者敞开的门释放出去。屋里的家具就只有一张简单的桌子，几个凳子，一个储物箱，和几张大木板拼凑出来的床铺，或者干脆直接睡在草堆上。每个茅屋旁边都有一小片自留地，可能还外加鸡圈和猪圈，附近的杏里还养着鸭和鹅。大型耕地动物如马和牛由全村的农户分享使用——这基本上就是绝大部分中世纪欧洲农村的通常面貌了。
这种中世纪的村落大多围绕着一大片土地而修建，土地属领主拥有，由农奴们负责开垦耕作。领主们住在具备防御功能的大型庄园或城堡里。农奴们为领主艰辛奔波，自己的衣食毫无定数，每年税务的多寡有时只在领主一时的兴致而决定。领主们还主宰着这些可怜的不识字的农民们的司法权。教会和领主垄断了绝大部分的经济和武力，农民的任何反抗都毫无意义，他们之中的幸运儿或许可以改变自身处境，比如纠集一帮暴徒打下某座庄园，然后摇身一变成为主人，但对于整个社会秩序而言，一切都没有真正的变化。
虽然一部分城市居民已经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但鉴于这个时代可悲的城市化水平，至少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欧洲人，依然生活在领主们无孔不入的完全掌控之下，一代代重复着一成不变的艰苦生活，看不到任何变革的希望，只能用宗教麻醉自己——事实上，在二十一世纪的印度农村，差不多也是这样的状况。
这是一种沉闷而死寂的社会，犹如一团黑暗的泥沼，除了少数坐享其成的剥削者，大多数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只能在绝望之中挣扎，只求能吃上一口饭，活得像狗一样卑贱，像猪一样浑浑噩噩。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瓶颈，人口膨胀的压力吞噬了可以用于技术进步的资本，但当权者却本能地敌视任何变革。想要推动这个停滞的社会继续前进，打破旧时代的桎梏和枷锁，就需要一场铺天盖地的红色革命。
但是，在这个愚昧的时代，却没有任何像样的革命理论，甚至连革命的思维概念都没有。
然而，黑死病却在无意之中代替了革命的作用，改变了这陷入泥潭和停滞的一切。
随着相当数量的农民泯灭于黑死病中，领主们如果不想让他们的土地荒废，只有两个选择：花高价钱雇佣劳力，或者把土地出租给幸存下来的自由民。当然，欧洲各国政府有时会和领主们钩肩搭背，用法律强迫农民们免费劳作。就像中国古代王朝强迫农民服徭役，却非但不发工资，连口粮都要他们自备一样。
可是时间一长，随着农民数量在瘟疫中继续递减，这种政策最终只能导致暴动，结果要么是国家崩溃王朝覆灭，要么是领主们做出让步，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没有了劳动力，他们就连半点收入都没有了。
当劳动力成为极度稀缺商品，并且还在急速减少的时候，任何强制手段都是没办法抑制工资上涨的。
于是，农奴制度开始瓦解，封建领主不得不放松对农民的人身管束，只求他们能上缴赋税，使得农奴变成了佃农。随着疾餐死亡进一步消耗着劳动力资源，佃农们又不得不招募人手来帮助工作，这些人来自没有土地的流民和城镇中活下来的人。就这样，劳动力开始自由流动，封建庄园逐渐走向了末路。
由于人工费用随着死亡的蔓延而急速上涨，除非农场主愿意提供额外的福利，如牛、农具和种子，否则农民们根本不愿意接受租赁契约。在城镇里，同样由于死了太多的工匠，迫使剩下的老板们不得不挖空心思，考虑如何用工具和机器来取代人力，从而出现了对技术革命的需求。由于瘟疫持续减少着各行各业的行会成员的数量，行会们不得不扩大成员招募的范围，这就意味着传统的只有通过血缘和亲友等关系进入行会的规矩被废除。同时，工人入会以后的学徒期也缩短了，手工作坊开始向资本主义工厂转化。
与此同时，教廷的绝对权威也遭到颠覆性的挑战。老百姓心中开始沸腾着不满，绝望的境地导致了对基督和上帝的质疑。因神职人员普遍的无所作为而引起的憎恨，埋下了之后一系列宗教改革运动的种子。
就这样，在死亡浪潮的冲击之下，原本阻碍社会前进的一切枷锁，都变得摇摇欲坠了。等到大航海时代的前夕，欧洲人虽然还很穷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