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操作性上来讲，云帆同志所提的方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样大的一个体系的变动，本来就不可能因为一个政协委员的提案就进行操作，肯定有一系列的预研、调研、试点、然后推行的过程，于是云帆同志的提议就是一个最好的处理方法了。我先回应你说我们会考虑你的建议，后续的工作室一连串的，真正改下来也是好几年的功夫，你又不是没有其他工作，还能够随时盯着党和政府每一步怎么做吗？
这几年的功夫下来，体制什么的可以说会有变化，也可以就此拖延着再也没有人关心，官员正常轮换，到了下一波官员那里，自然可以将责任推到前任上，说我上任之后不知道，态度好一点就说我现在知道了，会考虑你的提议的，然后再拖上几年。当然，这是最不利的情况，如果是领导层真心想要推动这件事情，那么几年时间里，发生一点改变也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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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帆就这样展现了一下他的手腕，让一干同事也没有多余的话说了。毕竟这个提案虽然听起来挺让人动心的，但是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罢了。这里的人很少和电影行当有直接的牵扯，有牵扯的人说不定反而觉得这个提案让自己的权力缩水了，行业的发展有时候还比不过权力的重要。总理刚才想要长篇大论不过是趁着这个机会塞私货，他很有想法，就想着借着这个题目大谈对经济发展的看法和宏观调整。在座的人都不想给他这个机会。他也明白，于是就不再发声了。
何主席此时面带微笑，说道，“好吧，就按照云帆同志的提议去做吧，如果有记者问到这个提案，就请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按照这个思路去回答。”
何主席倒是对这个提案感兴趣，1998年的泰坦尼克号的引入就是他拍板的，每年引入好莱坞十部大片是在何主席的任期内通过的，98年泰坦尼克号万人空巷让中央进一步意识到在意识形态宣传上中国极大地落后了美国好莱坞。所以实际上国产电影并不是一间小事情。但是作为管理国家的官僚，管理思想还停留在以前。所以沈正辉的《集结号》的意义才显得那么重要，不仅仅是因为王见胜出来替他站台了，而是因为这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管理方法。
何主席本人倒是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再熟悉了沈正辉本人的经历之后。他意识到了沈正辉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对抗西方好莱坞意识形态输出的导演。说不定还是一个反攻的利器。这一点从最近他投资拍摄的那些片子就可以明白。不然的话何主席本人不会接见沈正辉，这是一个很显眼的政治态度，出于考虑。云帆同志在他的安排下也接见了沈正辉，但是能够想明白这其中意义的人并不多就是了。官僚系统总是保守、滞后的，何主席也不得不考虑自己如果有大动作，是不是能够达到效果，毕竟他也接近退休的门槛了。在这个会议上顺势提这件事情，也算是考校一下自己的同事们。但是结果就是完全没有人和自己想的一样。即使是作为接班人的云帆同志，也不过是技巧性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官僚式的解决方案。不过何主席转念一想也就明白了，即使云帆同志和自己想的一样，他也会顾虑着不会说出来，而把事情拖到自己任期中去实行，在这个时候想老大之所想，急老大之所急根本就不可能。他这样的回答反而是占据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地位，想办就办，办不成还可以拖下去。
想到了这里，何主席再也没有深入思考的心思了，大家把讨论的东西又回味了一遍，确定了什么事情由什么人去执行，然后在讨论了一番人事安排，便结束了会议，准备明天参加仪式性质的会议了。
而沈正辉在自己的房间里，一整夜都被电话和拜访所骚扰，他所在的委员宾馆不断地有委员上门来拉关系，套近乎。按照他和他父亲掌握的资源，他确实算是影视圈的大人物了，但是常年不在国内，这次好不容易出现在了国内，便成为了被套近乎的对象。登门拜访的几位都是圈子里的前辈，一报名字还真不好把他们拒之门外。很多人过来张口闭口就是谈合作，八一厂的明厂长就说，“我们之前合作的那么好，之后也要多加强合作啊！”然后坐下来又和沈正辉谈他的提案中关于合作拍电影的内容。
对于这样的热情，沈正辉几乎想要马上逃走了。
折腾了半夜沈正辉才有空去睡觉，早上起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有些精神不足。用早餐的时候又有委员上来打招呼，明厂长就坐在他的对面位置上，盯着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合作的事情，让沈正辉有些无奈，但是对方明确表示会支持他的提案，这就让沈正辉有些不好拒绝对方的热情了。
正式的会议开始之后，听着各路领导做的报告，沈正辉就找到了假装自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的感觉，特别是在会议发言的时候，听到各路政协委员各种莫名其妙的发言和提案，他都有一种自己在看猴子的错觉，当然，这个时候他就忘了自己也是猴子中的一员。由此，他就明白为什么这个国家需要建造政协和人大了。
分组讨论的时候，沈正辉发现自己的提案居然是大家讨论的重点，文艺界的很多人都对这个提案感兴趣，其主要原因还在于这个提案涉及到的东西太多了，从商业到文化到奖项等等，凡是文艺界的人士都忍不住就这个提案来发言以表明自己的水平，这反而让沈正辉如坐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