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嗔上任之后，马上下达命令——凡不能背诵《金刚经》者、不能解《法华经》者，无论僧尼一律追回度牒，勒令还俗。能诵经而有误者，发回家中察看，这一番整顿过后，虽未灭一寺，却让高昌僧侣减半，境内十二大寺有四个主持都因不能准确诵经、解经而下台，张迈下令将在高昌举行法会论法，由众僧公开推举新的主持。
此事从正月初爆发，到下旬便基本平定，只因此次杀的人多，竟让行刑地点大沙海因此变成了暗红色，高昌的平民数量大大减少却多了一批的奴隶，张迈趁势派石拔、慕容春华打击境内的盗贼，斩获二千余人，破掉了好几个巢穴，高昌盆地在一阵大乱之后转入了平定。张迈又将参与造反的回纥贵族以及寺庙充公了的牧场、农场，全部以低息租给境内贫民，八千多户（帐）贫民分到牧场农场以后，个个欢呼大唐万岁、张大都护万岁。
二月初五，郑渭颁布了新的关卡厘金制度：商旅从温宿进入东方三镇以后，从龟兹进入焉耆，从焉耆进入高昌，一路只需要在俱毗罗、铁门关、赤亭关三个地方缴纳关税，除此之外，严禁各地以任何名目征收税费。
与此同时，张迈又正式下令以唐言为官方与佛门的通用语言，东方三镇所有寺庙都必须负起教育所在地百姓学习汉语的责任，以配额的方法，一个和尚负责十户人家的汉语教育，由长史定期派遣使者往各地抽检进度。
西域的春天来得比较迟，到二月底，高昌、焉耆、龟兹三镇的春天气息才浓了起来，就在丝路上商旅渐渐多起来的同时，新的一轮军事防务调整也在悄然进行。龟兹与焉耆采取的是重点驻兵的配备，三镇的兵力、物力都逐步地向高昌地区集中。至于行政方面则由郑渭统一进行管理。
一个冬天过去，伊州依然是伊州，除了城头换了一杆旗之外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东方三镇——尤其是高昌变得不一样了，那是一种干净了的感觉，内乱之中虽然产生了不小的破坏，就地区整体而言损失不小，但内乱之后，张迈手里真正能够控制的人力物力却多了数倍。原本控制着这个地区经济与***命脉的回纥贵族与僧侣集团遭遇到了巨大的打击，前者所受打击是毁灭性的，而后者则保留了一定的实力并转向与安西军乖乖合作。而这次变乱的得益者——那些分到农田与牧场的贫民却成了安西唐军的坚定拥护者。
也是在这个春天里，安西大都护府产生了第一个镇守使——宁远镇守使郭洛。眼下张迈以及一大班的文武官员都在高昌，高昌离宁远长达数千里，靠着这个移动中枢的直接指令来运转宁远的军务政务已经变得极不可能，就算勉强要做到也会付出高昂的行政成本并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因此张迈决定增加郭洛的权力，将托云关以西的军政大权都交付给他，同时疏勒、莎车两个地区每年对外输出的军事物资也将分出四成直接输往宁远供郭洛经营西线之用。
又到了春小麦种植的日子，农田的收成至少还要半年，羊羔们要长大同样需要时间，但从西方结队而来的骆驼商队却已经在向各处关卡缴纳税金，从葛罗岭山口的托云关，到俱毗罗，到铁门关，到赤亭关，一条崭新的丝路逐渐形成。
然而商人们却希望这条新的丝路能够向东扩展得更远些，因为他们发现出赤亭关以后，路况以及经商环境就变得完全不同。
虽然在盟约上归义军已经与安西军达成协议，虽然归义军也向安西军学习，只在出入境的关口征收关税，但那毕竟只是纸上写的东西，归义军治下的行政管理体系比新兴的安西军来其效率要差得多，曹家虽然统治着沙、瓜、伊三州，但很多地方根本就是各自为政，以统合、妥协起家的曹议金，可没法像张迈那样保证各地方势力不以各种名义对商人进行盘剥。
同时，安西治下的法制体系比之唐朝的法制体系已有所改善，而归义军治下的法制体系却远较盛唐时期中原腹地的法制体系来得破败，与近在咫尺的安西诸镇比起来已经是远远不及，百姓生活的贫富暂时还显现不出差距来，但去过高昌的沙州百姓，却都会对那里那种更为公平、公正且欣欣向荣的生活环境充满艳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