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沪上的梁启超当然不知道自己已是杨锐内定要沉马里亚纳海沟种藕的角色，但越来越多绅士对其拒而不见使得他越来越明白自己的尴尬处境，数月之后当汤化龙也一去不复返时，他才后悔当初不该推脱那次和杨锐会面的机会。在这之后，他唯一能做就是在沪上滩和汤觉顿、张君励、蒋百里等人办自由报。
与他数年前离开沪上相比，如今的新闻管制应该说更宽松，但自由报的销量却越来越不近人意，到最后报馆突遭大火不得不破产解散，他终是脱离了政坛，成为沪上复旦大学的一名教授；对于时政，也仅仅是写写评论、赚些稿费，使梁任公这个名字还保留在读者眼中罢了，但实际上他、以及他的魔笔已无所轻重了。
士绅地主们入三一教的越来越多，社会风气越来越禁锢，报纸文章上的白话文越来越少，生僻的词句越来越多，一切似乎都再向庚子之前、甚至是自强运动之前走。而世人也日渐趋古——即便是沪上这样的国际性口岸，穿西装的人也越来越少，穿国服的人越来越多，唯有在洋人办的酒会舞会上，辛亥前后的社会风气才能得窥一二。
实事求是的说，社会风气的转变不仅仅是三一教的功劳，中华政府对此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神武十四年夏历八月廿七，三一教被稽疑院立为国教；神武十四年腊月廿六，宗族管理法通过稽疑院投票表决；神武十五年二月初三，由三一教和全国宗族联会提交的土地改革补偿议案交由稽疑院讨论，当年十月在稽疑院大会上表决通过……
如同一个普通的看客，身在沪上复旦大学的梁启超看着舞台上的角们按照他所猜测的那样尽性表演，如此历历在目的感觉让他既羡又恨。本来若是当年不走错的话，他也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左右逢源的，可造化弄人。他现在只能是一个看客。
不但是看客，还是个只能拍手叫好的看客。他不能反对三一教立为国教。因为他本就是儒生，尊崇国学并无不好；他也不能反对宗族管理法，因为他自己就置身于宗族同乡的关系之中，一旦反对，其他不提，这辈子怕是不能回新会祭祖了；他更不能反对土改补偿案，因为这本就是他之前力倡的，正因为此。未真正参与云南叛乱的他才免以起诉。
宗教、宗族、土地补偿，这三个影响深远的法案一通过，那么之后的一些事情就顺理成章了：神武十五年七月，因复兴会不想将会产用于补偿地主，天字号申请与国有公司清算分拆；十二月，私有化最关键的一步，即国家银行重组法案在国民党力倡下最终通过——关东银行、侨商银行、蒙古银行、西北银行等四家银行汇合关内十九家省立银行，以土地补偿法案所补偿的国有公司股票现金、天字号部分资产、以及各大私营银行所持有的现金入股国家银行，国家银行被改组成为私营性质的唯一发钞行。
同样是十二月，由已故农部尚书陶成章儿子陶守和上交的取消农税案在稽疑院表决通过。延续了几千年的农税终于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四亿农民欢天喜地，除夕当日不但于各县皇殿谢恩。更朝京师方向跪拜叩首。
至此，从神武十三开始的私有化表演基本结束，而次年神武十六年是稽疑院大选年。此时四亿农民才发现随着农税的取消，原有的选举权也随之消失（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或许会发现取消的农税隐藏在化肥以及其他一切生活必需品里，但那是很以后很偶然的事情了）。按照国税局的统计，本此选举的选民为开国历年来最少，只有六百三十余万，其中除了有产有业的地主、工厂主外，还有部分高级工人、公务员、军官。以及部分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自耕农、手工业者。
具有投票权的选民从八千万极具减少到之前的零头，这就使得以前那种深入农村的拉票方式完全无用。真正有投票权的选民在县城即可找到，即便不住在县城。也能通过县城的商绅传话。这是北方，在东南诸省，要想获得选票必要与各县宗族交善，因为县内大部分选票都由宗族控制，和宗族族长谈的好，那只需一顿饭，选举之事就彻底搞定，若要想以前那样锣鼓喧天的搞讲演、发小礼品，那除了吸引一堆没有投票权的看客闲人外再无收获。
一直冷眼旁观这一切的梁启超除了写文章外再无其他作为，虽然他也交个人所得税，但沪地，即便有人建议他参选，他也是一笑了之——沪上的头面人物虽然仰慕他的学识，可他毕竟是个外人，那些沪上人、宁波人怎会给他投票？
梁启超这个昔日的大人物对自己的现状清楚的很，而现在依然是大人物的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对自己的现状却有些哭笑不得。
首先，现在这个国家仿佛回到了他少时读书的年代，以在京城燕京大学宣扬好人政府的胡适等人的观点，那就是整个国家都在退步、在陷入可怕的野蛮化。虽然不完全赞同胡适等人的观点，可对出过国的宋教仁来说，当前的转变确实有些难以适应；
其次，这几年他感觉自己就是杨竟成等人的傀儡，当然，他不做傀儡对大局也不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复兴会对稽疑院的控制，任何法案只要不违宪法，都能顺利通过。唯一有些玄乎的就是国家银行重组案，这毕竟涉及到了华元发行权，但如果不答应重组案，金块本位制下，各大省立银行能用现金将国家银行内的黄金全部兑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