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清廷的遥控指挥和调兵遣将已经晚了。常德、长沙“扼湖湘之险，当水陆之冲”，为明军所占后。“全楚之势”都转到了明军方面，想要扭转，谈何容易？
而且，明军在湖南的全胜，就象一道冲击波，引起了连锁反应。那些不满清朝统治的人们，乘时而起，汹涌难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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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赐来黄带子，亲王自领绿旗兵。”说的就是领兵将领都是皇室贵族。这些高贵的子弟，皇亲贵胄。都是皇室中的年轻一代。他们没经过先辈们的艰苦创业的年代，他们一生下来或刚懂事，爱新觉罗氏已经君临天下，坐享先辈们的胜利果实，承袭父辈的爵位，养尊处优，很少见过战阵，更谈不上丰富的作战经验。
在满洲兵将的印象中。战阵不过是骑马冲杀射箭，挥舞刀枪嚎叫而上，但面对明军的火枪、火炮、刺刀。以及严整的军阵时，这些看起来简单有效的战术便失去了逞威之能。
相比于清廷的恐慌，相比于满洲兵将的无所适从，朱永兴却是显得更加自信威严，顾盼神飞，指点江山。将英明神武显露无遗。
这倒不是因为朱永兴是军事天才，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只不过历史正走向他熟悉的轨迹。嗯，不应该说是历史。而应该说是战局。目前的形势与“三藩之乱”时何其相似，他知吴三桂何以败，自然知道何以胜。
历史上，吴三桂由云贵起兵后，挥军长驱直进，连陷沅州、常德、辰州、长沙、岳州、衡州等战略重镇，所经之地，诸府州县将吏非逃即降，短短三个月内便已领有滇、黔、楚、蜀四省。
之后，闽浙有耿精忠，甘陕有王辅臣，郑经亦出兵东南，吴军继续以迅猛的攻势，连续夺取了广东、湖南、四川及江西部分地区，前锋直抵长江南岸，饮马长江，翘首北望，已摆出渡江北进之态势，可谓是形势一片大好。
当时，吴军进至松滋，举足即可渡江。此时，清军未集，江北已是风声鹤唳，人心不固。如能迅速渡江，独占长江之险，军事主动权稳操在手，并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动员江北乃至黄河流域的汉官汉将参加，清朝将无法收拾局面，势必继续退至黄河北岸，以图固守。
但就在这个时候，吴三桂暴露出其善持两端、优柔寡断的致命弱点。屯驻松滋数月之久，毫无北进的迹象。这个战略上的致命错误给了清廷调兵遣将，重新布防的机会，形成了荆岳对峙的局面。而且，这种军事上的保守主义，也使吴军很快丧失了进取的锐气。
如果深究吴三桂的想法，朱永兴觉得滞留京师的吴应熊一家或许是吴三桂不肯北进的原因之一，但绝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吴三桂缺乏那种勇往直前、一无反顾的决心和气势。这是性格使然，在历史的夹缝中，吴三桂能够左右逢源，富贵荣华，但到了决定历史的时刻，他却没有那个魄力。
“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吴三桂苦心经营云贵十多年，视此为根基所在，北上意味着弃根本，另辟新天地。倘若大事不顺，中道受挫，就会陷入进退失据的危险境地。
而屯兵长江以南，巩固阵地，站稳脚跟，即使大事不成，尚可“划江为国”，立半壁江山。这番考虑，虽属稳，却难保胜利。兵法上说，有进无退。只有进攻，才能取得和巩固已得的胜利。而军事进攻一旦停顿下来，变为防御，就将被动挨打。
顿兵不前，是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而吴军未能在甘陕和江西取得决定性胜利，打通与王辅臣和耿精忠的联系，使所占地区连成一片，则又是陷于被各个击破危局的关键。
反正在当时，无论吴军是渡江北上。还是下九江，扼长江、淮河、以绝清朝的南北运道，或是据巴蜀，塞殽函以自固。都要比迁延迟疑，幻想着康小三被吓傻。放回吴应熊一家，并与吴军谈和现实得多。在历史的交叉口，可以说，吴三桂做了最蠢的决定。
现在的形势与“三藩之乱”时很相似，但又有很多不同。朱永兴是皇明宗室，这面旗帜的号召力不是自号“周王”的吴三桂可比；闽浙有灭朔军。海上有水师，江西抚州有魏君重所率的两个师，长沙一下，由萍乡、宜春一线打通联系，并不困难；荆襄有讨朔军。有长江水师，长沙不战而降，所属兵船皆归明军所有，在水上力量上明军占据明显优势；郧、襄、谷城仍在讨朔军手中，控遏着汉水上游，清军要在荆州立营对峙，便要遭到东面和北面的威胁。
而清廷选择在荆州紧急布防，将其作为战略重点。一来是想切断明军与荆襄讨朔军的联系，二来也是估计到明军北上，将走湖南渡江。因此。清廷力图凭借长江之险，在荆州布防，拦腰阻拦明军，使其不得渡江。如果在此顶住了明军的军事压力，便可集结大军，作为渡江反攻的基地。
吴越（指江浙地区）之财货。山（西）陕（西）之武勇，都集中在荆州、襄阳、长江、汉水之间。吴三桂的反正。使湖南局势急转直下，双方调兵遣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