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学仁日记中所称将军，正是广州首义的头号功臣王明远。当时蒙山军广东大将中只有一个姓王的，不会是别人。别人也没有资格劝周馥反正。
周馥只名义上担任了两个月的广州军政府大元帅。便因病致仕，彻底淡出了政坛。其子周学熙久在山东，与蒙山军关系极深，建国后长期担任经济领域高级领导，也是首义功臣，著有120万字的回忆录，详细记载了自1903年追随蒙山军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其书单列一章写了其父参与广州首义的功绩，算是为其父张目。但是，据胥学仁之日记，周馥事前并不知广州首义。更不是情愿合作。至于通电担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之通电，绝非出自本人之手。更没有如史书所言之慨然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真实情况是，通电根本就没有他的签名，连私章都是属员替他盖上的。
对于广州首义的大功臣王明远、司徒均、封国柱及洪粤诚。史书更是不吝笔墨盛赞之。几乎所有的官方史书都称赞数人从容不迫，指挥有方，留给后人的完全是“高大全”的形象。
但是，直到建国五十年后，一份极为珍贵的当事人日记被其后人捐献给历史文献馆，首义四功臣在起义前的种种行为才为有资格研读该日记原本的学者所探知。在一篇关于广州首义的研究文章发表于权威历史杂志《近代史研究》后，立刻遭到了洪粤诚后人的追究。认为文章玷污了其先人的光辉形象，将作者告上了法庭。但日记的主人来头更大，此事以洪氏后人撤诉告终，却引发了学着对广州首义细节追溯的兴趣。
这份日记的主人，正是龙谦外室，时任龙谦私人秘书的许思女士。当时她叫颜昕若。
许思7月27日的日记很长。有四千余字，详细记录了蒙山军总部的情景，是极为珍贵的史料。
“……梁俊山匆匆跑来，声音颤抖，‘广西出事了！’我大吃一惊。第一感觉是他遇险了。因为事前曹处长当着我的面就警告十镇不稳。我一把抢过电报，看清他并无危险，且局势已经为其控制，才放了心。但电报明确指示秘密已经泄露，命广东立即发动……封师长高兴的跳脚，连喊干吧干吧，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参谋长小跑着冲进作战科，一叠声下令，气氛瞬间凝重起来，参谋们都是一路小跑着传令或者打电话……王找来洪先生，‘赶紧拿出稿子来！别磨蹭了。’稿子就是举义檄文，这件事他早就安排给洪先生了，我知道。洪先生拉住王衣襟，‘等等，等等，还是等司令回来再说吧，否则就没有退路了’王大声叱道，‘哪里还有什么退路！’……掌灯时分，洪先生起草了文稿，找我看，说他写不了，文思一下子都枯竭了，总也想不出词语来。我看过后发现他写错了两个字，当即改过来。对他说，不过就是一个通电，又不是考状元，把该说的话说了就是。当时封、王已离去，司令部只有参谋长守在作战科，洪先生颤抖着对我说，‘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我陡然明白，我竟然见证了一段最为重要的历史过程……秋大姐闻讯跑来，问我干了吗？我说已经行动了，她大叫数声，然后又大哭起来……盖因曾历生死，心有所感也。直到次日凌晨，广州传来消息，已经顺利接管，参谋长笑着对我说，又该搬家啦，咱们回城去！”
许思日记里的“王”自然就是王明远，秋大姐自是秋瑾无疑。梁俊山时任总参谋部通讯处处长。
许思谈到了见证历史。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话。当时王明远三十四岁，与龙谦同庚。封国柱三十三岁，司徒均三十二岁，洪粤诚三十一岁，对于建国后走上仕途的官员，这个年纪能做到县长已经是奇迹了，但就是这样年纪的几个人，一手策动了广州首义。而蒙山军之主要对手北洋系，年纪在三十至四十岁的文臣武将极多，这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
许思日记精确地记录了广州首义四功臣的神态。司徒均之沉稳，封国柱之跳脱，王明远之坚定，以及洪粤诚之犹豫彷徨。还有秋瑾的感慨激动。
洪粤诚作为共和国开国元勋，留给后人的刚正严厉的形象在许思日记披露后轰然倒塌。唯其如此，才显得真实可信。
令研究者发笑的是，四人里只有洪粤诚事后不止一次撰写文章描述广州首义，其形象高大庄严，令人景仰。但更有资格讲述此重大事件的王明远司徒均却在回忆录里无一字记录决定举义前在司令部的一幕，只是说奉龙谦之名，研究分工指挥了广州举义。大概因为首义虽然意义重大，但对于日后的连番恶战，似乎不值一提，所以就一笔带过了。
7月28日上午九时，蒙山军总部以龙谦的名义通电全国反清举义，该日按照电报韵目为“堪”，所以，该电被称为“勘电”。
“自甲午以来，金瓯残缺，割地赔款，租界遍设，国已不国！外政既失，内政亦不修，水旱频发，人民流离失所，赋税累加，民生困顿之极，皆为政者之过！
“数十年来，无数之志士仁人痛感国力之衰弱，文化之沦丧，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寻求救国之道。清廷囿于一族之私利，无视亿兆国民之幸福，漠视民众改良政治之呼声，视万民为刍狗，一味采取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