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浓重的鲁南口音让端方听起来有些吃力，但还是听清楚了。山东话是必须听懂的，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官方语言。
4月28日的未遂行刺案宗社党毫无疑义是参与了，一个叫叶五的满人在进入广场时被捕，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枚德制木柄手榴弹。叶五是个软骨头，当天中午的第一次突审即招认炸弹是一个叫那松的人给他的，目的是乘龙谦总统走下城楼阅兵时伺机行刺，如果没机会，炸死其他大人物也是好的。为此叶五分三次从那松手里拿了700银元（约合库平银500两），事成之后，那松还会给他7000银元。
根据叶五的交代，在内务府当差多年的那松在4月29日晨在前门火车站被抓，从其身上搜出14 元正金银行的存单和约1000元新华元纸币和120块银元，另有一把转轮手枪和十二发子弹。
对那松的审讯得知，那松是受了肃亲王善耆的指使招募行刺人员的，但善耆早已不在北京，国安总局已经查明了善耆的行踪，他在天津日租界已经买了宅子，似乎要在那里长住了。
另外，那松的家眷已经转移，跑到了天津，跟肃亲王善耆做了邻居。
“陈部长，您讲的案情似乎只牵连到了善耆，跟溥伟等人没有牵涉啊？”端方表示了质疑。
“如果没有证据，我们岂能胡乱抓人？实话告诉你吧，那天在长安街现场抓获的另外还有三人，其中一人也是受了宗社党首脑人物的指使。当然，其中还有中间人。”答话的是江云。
“是谁？”
“案件仍在调查中，恕我不能奉告。”江云回绝了端方的要求，“善耆躲进日租界也不算完。租界也是我国的领土，总有一天要收回来，日本人庇佑不了他。就算他逃出国也不行。逃到天边我也会将其抓回来！”
因为善耆成功出逃，江云受到了严厉批评。这是国安总局的重大失误之一。所以，提起善耆，江云便恨由心生。
“陈部长。以我之见，溥伟等人或许有人涉嫌谋刺，但未必全部参与针对总统的阴谋。警政部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不合适？”端方不相信被抓的人全部参与了密谋。
“善耆逃了，我们不能不汲取教训。宗社党背后有洋人活动，情况极为复杂。如果证据确凿，那就不止是谋刺了，因为卖国的性质更为严重。我们这样做，也有保护他们的意思在内。他们就在这里，未曾受到虐待，你可以去见他们。不过。涉及案情的话就不要提了，免得我为难。今天我来这里，也是核查重要疑犯的拘押情况，不愿意出现意外。”陈超道。
见是不想见了。铁良已经与他绝交，溥伟更是恨己入骨。见面也不会有什么好话。端方谢绝了陈超的好意，离开东局子监狱，驱车去恭王府见载沣和隆裕去了，那两位想必已如坐针毡了吧。
果然，前满清摄政王载沣一反常态地“接见”了端方。本来载沣是深恨端方的卖身投靠的。载沣通过端方向龙谦提出了一个要求，即皇室迁出北京移居承德避暑山庄，并承诺永远不过问政事。另外。载沣请求龙谦宽大处理涉案的宗社党成员。
端方当日便将载沣给龙谦的亲笔信转交给了海晏堂。但未见到龙谦本人——他去石景山电厂的施工工地视察去了。
事件继续发展。就在端方拜访载沣的当日，北京又有七人被捕，其中五人是满人。
5月4日，《顺天时报》报道了对善耆的采访，正式披露了新政权针对满清贵胄的大规模抓捕。善耆控诉新政权对前清要员的政治迫害，声称一切罪名皆属捏造。完全是伪政权对前清要员有计划的清洗迫害。要求国际社会给予关注并对新政权实施制裁。至此，善耆正式走上了卖国之路。
《顺天时报》的日本人主办的华文报纸，在京津两地有着稳定的读者群。对善耆的采访一见报，立即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大公报》随即披露了北京针对宗社党要员的密捕，证实前清要员铁良、溥伟、载涛已经失踪。不仅如此。大约数十名前清官员以及满族百姓被抓捕抄家。北京数十万满族人处于万分惶恐中。《大公报》的记者申请采访载沣的要求被拒绝，恭亲王府被北京警察厅严密看护，无有警政部的特别证件不能进入这所居住着前清最高统治者的王府大院。
《大公报》的影响力超过了顺天时报。这种情况下，警政部必须出面了。5月6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秋瑾女士主持召开了记者会，邀请了北京十二家新闻媒体记者参加。警政部副部长兼首都警察厅长许公持扼要通报了4月28日开国大典的未遂行刺案，并宣读了部分涉案人员的证词。许公持说，如果不是善耆造谣，警政部将在案件基本结案后再做通报。之所以现在向新闻界报告事情的大致经过，是因为安定人心的需求。政府绝无清洗迫害前清官员的计划，更不是针对普通的满族群众。新政府自占领北京后的一切行为足以证明，新政府是严格遵循与满清达成的政治谅解协议的。违反协议的不是政府，而是一小撮图谋复辟分子。对于涉嫌谋刺共和国领袖的涉案人员，警政部及司法系统将严格根据法律办事，绝不会牵连无辜。
《中华报》、《每日新闻报》等政府喉舌在转载记者会的同时，组织力量对于善耆的卖国行为进行了严厉驳斥。
但记者会没有透露谋刺案的另一条线索——对民党涉案分子的抓捕情况。
5月8日晚，在广东新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