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懂事开始，我的母亲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女孩子，将来一定不要远嫁。小时候我不明白，等我长大以后，渐渐地明白了。这句话是母亲的一生的遗憾和后悔，也是她浓浓的乡愁。
我跟我的母亲感情不是特别的亲昵，她是暴脾气，一说三瞪眼。我随了她，也是个泼辣的，嘴上从来不吃亏，但是她却是我最敬佩的人。一个女子，在陌生的城市，经营起了一个贫穷的家庭，养育了一双子女，还挣了一份偌大的家业。换做是我，我恐怕做不到她的三分之一，我最喜欢听她讲她年轻时候的事儿，让我羡慕和敬佩。
她说她年轻的时候特别漂亮，身材也特别好，每当说起这个她胖胖的身体一颤一颤的，眼睛也迷起了一条缝。对于这些我是相信的，我看过年轻时候她的照片，大眼睛，高鼻子，抹着八十年代的大红唇。一身白色黑点“的确良”的长裙，搭着一双细跟高跟鞋，确实有着美人的风韵。现在的她完全看不出年轻时候的风韵，或许是被药物催胖了吧，她悄悄地叹了口气。
母亲坐在床上，披着被子，怀里抱着一个暖宝宝，指使着父亲给她到水，兴致勃勃的讲着她的光辉历史。一下午的时光，我大概解了母亲的一生，太阳散落下来，透过穿着照射在母亲的身上。我望着母亲，好似在她乌发中看见到了一根白发，母亲喝了药躺下。
我在她熟睡之际，把那根白发拔了下来，赶紧扔到垃圾箱里，母亲最不服老了。坐在床上，摩擦着母亲粗糙不堪的手，她想，她应该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就当做个纪念吧！
八十年代是一个万象更新的年代，只要你付出就有收获，封建的思想开始在人们的心中泯灭。女性的思想也越来越开放，沈雯作为一个读过几年书的女孩，在知道父母决定把她嫁给没有见过面的一个少数民族男人后，她开始了强烈的反抗。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带着几件衣服和偷摸攒下的钱，跑出了束缚她的大山，她想出去看看，繁华的城市，热闹的人群，漂亮的衣服。她想去有着世界之窗的深圳，从那里打工回来的小姐妹跟她描绘过哪里的情景，哪里的一切都让她神驰向往。
转了几趟车，还没有走出川省，她身上就没钱了，幸好遇到了一个同乡的姐姐，帮她找了一份工作。同乡阿姐说她是倒卖一些化妆用品，雪花膏，花露水，香粉之类的，大姐说这个市场广，利润大，来钱快，就是辛苦点。沈雯捏着自己纤细的胳膊，说道:“我不怕苦，管吃管住，能挣钱就行”跟着这个阿姐做了半个月，货卖完了，阿姐说要去进货了，让她跟着去。沈雯自然是答应的，进货前一天起夜的时候听到了阿姐和一个男人的谈话，狭窄的小房间，阿姐低声私语也犹为清晰。
阿姐不是要进货，而是要去出货，出货的货物就是她，换而言之，她遇到了人贩子。沈雯想到这儿，不寒而栗，她慢慢地退回了房间，躺在潮湿的床上，脑子却在飞快的转。早晨，她像往常一样起床，叠好被子，对着正在漱口的大姐说道:“阿姐，我去买早饭，你吃啥子？”
阿姐不知道事情败露，擦了擦嘴，说道:“很平常一样，你早点回来，我们今天去进货”“好”沈雯藏在袖子的手紧紧蜷着。出了门，她直奔火车站，她什么也没有带，引起阿姐的注意。用身上为数不多的钱买了一张最快要开的火车票，临上火车时她给当地的警局打了电话，她不想回家，也不想被拐卖。幸亏阿姐儿对她防备心不重，没有没收了她的身份证，至于现在去哪里，走一步看一步吧。
火车行驶了三天两夜，到达时，她才知道，这趟火车是开往北方的。她站在陌生的城市，遥望南方，满心愧疚的暗道一句“对不起”。来到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沈雯才知道了生存的困难，没有钱，没有丰富的学历，没有熟人，语言不通，她连一份最基本的工作都找不到。她晃荡了几天，钱花完了，身份证也丢了，却没有找到工作，她…想回家了。
三个月后，她成为了城市中流浪的人，吃着别人的剩菜剩饭，靠收废品为生，晚上缩在一个脏乱的小房间里。吃了不少亏的她，学会了保护自己，把自己的脸弄的乌黑，让人都不想看她一眼。学会了对人保持警惕，对于路上陌生人的目光，她低头匆匆走过。学会了……她一生最艰难的日子，教会了她许多的道理，她现在只有一个目标，攒一张车票钱，回家！
可是残酷的现实打破了她的希望，城市要搞五美，影响市容的他们被驱逐了。那个“小猪窝”被拆了，她攒的钱被埋在了废墟之下，而她被赶出了城市。乌黑的眼睛望着天空，眼中噙着泪水，却不知如何落下。走走停停，没有方向，她来到了北方的一个小县城，寒冷的冬天让她停止了脚步。严寒让她这个流离失所的川妹子无法适应，穿着脏臭破烂的衣服，每天蜷缩在大街角落，向路过的行人乞讨为生。
低着头，不说话，只是缩在角落里，接受着路人厌恶的表情和匆匆而过的脚步声。天黑了，她伸出了长满黑茧的手，把跟前的破碗拿起，一晃一晃的回了自己的临时住处。
孙安平是一个憨厚老实的农村小伙，初中毕业以后他就来了县城，现在在一家铁厂上班。住的地方是一个叫大榕树的胡同，自从开冬以后，他总能看见胡同的破沙发角落里一个脏兮兮的女乞丐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