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永嘉之乱就要逝去。从近处看，晋廷有四大罪人。分别是晋怀帝、东海王、王衍、刘琨。
天下非一人天下，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晋怀帝不顾国危，连续鼓动苟晞讨伐东海王越，又下诏，号令天下讨伐东海王，致使东海王气死，是永嘉之乱首要推手。大晋社稷顷刻崩毁，二十万民众涂炭，晋怀帝罪莫大焉。
东海王不善作战，是明摆着的事。但这不是他失败的主因，其进无霹雳手段，退无仁义之心，疑者自疑，逼反苟晞，是其大罪。但其罪不高于怀帝。假设怀帝一登基，东海王即死，局势会更遭。
而王衍作为大士族的代表，位高权重，国难当头，以私叛国，率十余万禁军东去，使军心崩溃，洛阳孤危。十四万人齐解甲，只源王衍非男儿！王衍是西晋叛国第一人。历史一再证明，国难当头，柔弱者亡。
而第四个罪人却是本书主角——刘琨。并州都督司马腾被匈奴刘渊吓走，晋廷派出手中第一名将督并，就是为了消灭刘渊。刘琨的使命是消灭刘渊，不只是治理并州。而刘琨一来，就放弃了司马腾建立的统一战线。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妇人之仁，政治短视，三年之间，不能灭胡，辜负朝廷重托。
刘琨立足于自强自立，驱走刘渊的战略，其心可褒，于现实却不利。永嘉之乱后，南面失去洛阳的呼应，刘琨即使引拓跋部与战，前汉也不再怕。
作为抗击前汉的第一线统帅，刘琨不得不受其罪。他没有完成他的使命，本来他很有可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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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长远处看，西晋历史有两个很悲催的政策，甚至在中国史上独一无二。
这两个，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第一个是藩王督军事，第二个是取消州郡兵。
这二个是独一无二的。西晋大小军事‘都督’几乎全部出自司马家。虽然中国历史上，在开国前期往往藩王带兵，直到明朝还有四王爷朱棣掌管北京。但是，像西晋这样大小四十个都督都来自司马家这一“盛景”，是空前绝后的。
而且藩王的僚佐可以自己选，这也是极少见的。比如，在西汉七王之乱中，各国王的‘相’都是皇帝派去的亲信，大多不配合闹事的国王。
那晋武帝这样做是怎么想的呢？这里有一份文献，是西晋大臣段灼的上表，从中或可窥其一斑。
段灼说，灭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汉者魏，非刘氏。他是说前朝都是被别人家推翻，今天国家最重要的事，就是广封同族，信任同族子弟。即使将来某一日，他们有篡位成功者，你晋武帝还是他们的祖宗。即：“神器不移他族，则始祖不迁之庙，万年亿兆，不改其名矣。”
万年不改（晋）名！悲催了。在统一中国的王朝当中，西晋就比秦朝多干了几年。从公元280年灭吴统一中国，也就维持了三十多年。东晋只是个地方政府，地域没北朝大，人口数量差得更远。只是到唐代才被后世的封建王朝尊为正统。
在历史上，大多王朝都强调人的作用，认为用人得当，就一切ok。其实更重要的是完善的制度，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讲“法制”。像没有严格的科举制，就不会有大量的平民出身的官员。
晋武帝不知道，像汉朝那样在中国封建史上能维持四百多年已经是最顶呱呱的了。没有一个封建王朝比汉朝长。
在藩王督军事这件事上，有人是这样认为的。晋朝皇帝取得皇位不正，国统不正，不能昭示后世。连晋朝历史学家都说晋朝是“道不正，义未尽”。在那个儒教已确立三百年的封建社会里，自信的晋武帝唯独在“国统”这一点上不自信。有鉴于前面二个类似的政权（王莽、曹魏），维持时间都不长，所以越疑越怕，最终采取了“拔苗助长”的方法。
西晋第二个独一无二，就是取消州郡兵。应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为后代王朝谱写了血的教训。
王弥、石勒作乱前期，他们既没有军事才华，又没有文人辅佐，但就是灭不了。王弥、石勒只要躲开二支正规军，就不怕被消灭，杀太守，杀刺史，如入无人之境。
而晋武帝为什么要罢州郡兵，段灼给武帝的上表中也提到：就算大晋皇帝代代圣贤（这是一种拍马屁的说法），可是诸侯后代却有可能出现不肖之人。“天下有事，无不由兵，而无故多数兵本，广开乱原”。所以除了禁军，兵是越少越好。
再说官员绝大多数来自士族。他们有部曲。每年军费省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