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风云看来，维持与翟让、徐世勣等瓦岗诸雄的关系固然重要，但前提是这种关系的维持必须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假如它危害到了自身利益，那这种关系也就没有维持的必要了。
当然，瓦岗人迟迟不愿举旗的理由可以接受，毕竟他们所在区域位于中原和齐鲁的交界地，距离东都非常近，而且这里还是大河和通济渠两条黄金水道的交汇处，是贯通南北运输大通道的枢纽所在，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东都岂容宵小横行？可以预见，只要瓦岗人公开造反，必将遭到卫府军的迎头痛击。
李风云当初之所以离开芒砀，远走蒙山，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如今他突然杀回中原，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进入中原逐鹿称霸，而是掳掠中原财富以求在最短时间内发展壮大自己，以赢得更多的生存机会。但如此一来，李风云便把战火引向了中原，而战火所及之处，必定是生灵涂炭。李风云达到了目的，拍拍屁股就跑了，但留给中原的却是一片狼籍。李风云的这种做法的确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对中原百姓的死活置若罔闻，而这正是瓦岗人愤怒的原因所在。
双方从各自的立场、利益出发，根本就没有妥协的可能。徐世勣愤然离去，虽然李风云对他有救命之恩，两人的私交也算深厚，但那纯属私人友谊，在大是大非面前，私人感情只能摆在一边。现在徐世勣代表的是河南瓦岗人利益，而李风云代表的是鲁西南义军联盟的利益，两个地方势力在利益上发生了激烈冲突，必然要走向决裂。
第二天，李风云指挥苍头军向定陶展开了攻击。
同时，他书告南、北两路大军的总管、副总管，通报了徐世勣拜会一事，并做出推断，联盟之前所预想的，在进入中原的过程中将得到以翟让为首的河南诸雄的帮助的设想是错误的，为此必须调整一部分攻击策略。虽然以翟让为首的河南诸雄目前实力有限，但他们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一旦与联盟为敌，必将给己方的攻击造成难以估量的阻碍，所以李风云要求南、北两路大军的总管、副总管，务必齐心协力，精诚团结，协同作战，坚定进入中原的决心，坚决突破官军在济阴、定陶和乘氏一线的防御，同时还要对河南诸雄保持高度的警惕，不但要防备他们背后下黑手，还要小心他们实施离间计以破坏我联盟内部的团结。
南、北两路总管、副总管接到李风云这份急件的时候，正在指挥麾下旅团大肆掳掠。
受灾是事实存在的，去年水灾淹没了田地，今年旱灾干涸了田地，田地颗粒无收，但流离失所、饥肠辘辘的主要是平民，绝大部分贵族富豪因为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地等财产和佣仆、雇农等廉价劳动力，即便也受到了灾祸的影响，基本生活还能得到保障。义军掳掠的对象首先便是散布于平原上的大大小小的庄园，而这些庄园都是地方贵族富豪的财产。因为受灾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鲁西南义军联盟的攻击导致局势一泻千里，有条件的贵族富豪都纷纷避难于京畿或者郡首府，而没有条件的贵族富豪只能死守家园。
鲁西南义军人多势大，在菏水两岸烧杀掳掠，而这种掳掠毫无节制，什么都抢，钱粮绢帛、青壮劳力、牛羊牲畜，看到什么抢什么，很多时候都失去了理智近乎疯狂，由此导致的死亡人数节节攀升。
平民最为孱弱，最为无助，面对生存的威胁，唯有求助强者，而现在的强者不是官府，官府根本不管他们，抛弃了他们，所以他们只能被动地盲从于义军，跟着义军烧杀掳掠，所求不过是一口饭一条命而已。贵族富豪中很大一部分势力微弱，比如普通寒门，比如乡镇富豪，面对气势汹汹的入侵者，他们要么逃之夭夭，要么与家园共存亡，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毕竟少，大部分人都能灵活变通，看到官府势强就顺从官府，看到义军强悍就顺从义军，总之为了保命，委曲求全、奴颜婢膝也很正常。
还有一部分贵族富豪势力较强，一般称之为地方豪望，他们大部分居住于城里，如果居住于城外，则有坚固的坞堡和乡团宗团武装组织。当形势剧变之刻，这些地方豪望或联手官府戍卫城池，或招募青壮扩充武装坚守自己的坞堡。在郡内鹰扬府镇戍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正是这些地方豪望与地方官府携手合作，才迅速形成了一股强大力量，以城池和坞堡为据点，防御和抗衡义军的攻击。
慢慢的局势就由最初的混乱不堪变为鲜明的敌我对抗，官军和义军的对抗。
义军虽然人多势众，声势惊人，但具备作战能力的精锐非常少，余者皆为乌合之众，再加上组织涣散、军备不足、战斗经验缺乏，实力极其有限，这样的队伍拿去攻城拔寨，纯粹是找死，所以很快，广袤而一无所有的乡野变成了义军的地盘，而坚固且富裕的城池坞堡，则变成了官军的据点。但官军兵力不足，没有能力出城剿贼，而义军也没有能力攻陷城池壮大自己，结果就变成了僵持之局，而这种僵持，对义军非常不利。
韩进洛、孟海公等人对李风云的西进策略是支持的，但考虑到东都决不会任由义军混乱中原，随时都有可能派出京畿卫戍军进行围剿，而京畿卫戍军实力强大，义军根本不是对手，只待京畿卫戍军一出动，义军肯定要大踏步后撤，所以此次攻击，李风云能否实现战前之目标，也就是杀进荥阳，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