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七日，圣主指挥远征军渡过辽水，开始第二次征伐高句丽。
同日，梁郡豪望韩相国在通济渠畔举旗造反。
同日，在齐王杨暕的敦促下，鲁郡太守李珉和彭城留守董纯联手收复蒙山后，决定趁胜追击，将蒙山余贼斩尽杀绝。鲁郡太守李珉遂统领鲁军日夜兼程西进杀贼，而董纯则遣司马董浚率三府鹰扬卫士随后跟进。
同日，水师总管来护儿回到东莱大营，命令副总管周法尚，即刻率军撤出大河水道，日夜兼程返回东莱，准备渡海远征。
同日，东都留守樊子盖因为对通济渠危机迟迟没有做出反应，遭到了文武百官的一致诘难，御史纷纷上奏弹劾，就连十二卫府的将军们都难以忍受了，公开指责，全面施压。
樊子盖有些抵挡不住，出兵剿贼的呼声太高，东都上上下下军政两界同仇敌忾，看上去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但正因为如此，樊子盖的头脑比往日更为清晰，目前东都的保守力量拥有压倒性优势，中立派以“骑墙”为乐，哪边风大就倒向哪边，而改革势力都随圣主东征去了，樊子盖势单力薄，如此局面下，若立场不坚定，在决策上被保守势力所左右，则必然伤及到圣主和改革派的利益。
迫于压力，樊子盖毅然把越王推到了“前台”，越王才是留守东都的决策者，而我这个东都留守不过是越王的马前卒，越王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只是一个执行者，位卑权轻，说了不算。
越王一个小屁孩，能做什么决策？但越王现在非同以往了，以崔氏为首的山东贵族集团在新一轮皇统之争中，被圣主强行逼上了越王这条船，被越王“绑架”了，成了越王的后盾，做了越王的支持者，如此一来，越王留守东都，实际上就是山东人留守东都，就如代王留守西京，实际上就是关陇人留守西京一样，决策权都在贵族集团手里。
当然了，圣主还是有智慧的，权力要制约，最起码表面上要制约，于是东都有民部尚书樊子盖兼任东都留守，西京有刑部尚书卫文升兼任西京留守。然而，关键时刻，两京政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事关两大贵族集团整体利益的时候，决策权肯定要被这两大贵族集团牢牢控制，而做为圣主代言人的樊子盖和卫文升只能积极配合和利用这两大贵族集团，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智慧，为圣主和改革派牟利，反之，他们也就辜负了圣主的重托，损害了改革派的权益，后果堪虑。
现在樊子盖的政治智慧开始发挥了，他退到幕后，把越王推到“前台”，把以崔氏为首的山东贵族集团推到东都决策者的位置上，接下来必然就是以关陇人为主的保守力量，与以崔氏为首的山东人大打出手，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厮杀，而以虏姓贵族集团为主的中立骑墙派必然分裂，其中以刘氏为首的八姓勋贵虏姓贵族必然选择支持越王，这是没办法的事，他们算是越王的“娘舅”，不支持也得支持，而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虏姓贵族考虑到关陇人的整体利益，则必然要倒向保守势力，于是东都政坛上的厮杀还是平分秋色。这个局面对樊子盖和留守东都的改革势力十分有利，可以渔翁得利，可以左右逢源，可以轻松自如的控制东都政局。
果然，樊子盖不要尊严、不要脸面、卑鄙无耻的把头一缩，越王就成了他的“挡箭牌”，而越王的第一谋臣，越王府长史崔赜随即成了整个东都的众矢之的，所有政敌的“炮火”都对准他“狂轰滥炸”。
非常时刻，崔赜不敢大意，急邀秘书省校书郎崔处直密议。
秘书省是中央六省之一，中央重要机构，下设著作和太史两局，主要职权是修史、历法和掌管宫廷图书典籍等，而校书郎则是著作局里一个校对文章和典校藏书的小吏，但千万不要小瞧这个小吏，能进秘书省这样的中央大机构，即便做个普通工作人员，其出身和学识亦非同一般，比如后世的白居易、王昌龄、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曾做过校书郎。
校书郎崔处直便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他出身博陵崔氏，是黄台公崔弘升的嫡长子，已废河南王妃崔钰的长兄，曾出任过汉王杨谅的长史，开皇末年因为崔氏在皇统之争中大败而惨遭打击，他被罪黜归家，但幸运的是，他因此避开了汉王杨谅之乱，所以等到崔氏“解禁”之后，他便得以重入仕途。
崔赜之所以能从通济渠危机看到东都危机，并不是因为他的政治智慧要比樊子盖高，而是因为他获得了樊子盖所不知道的讯息，而这个讯息的来源就是崔处直，就是远在河北的崔弘升。崔弘升现在是博陵崔氏各房各支中权势最大者，理所当然占据了家主的位置，但在享受博陵崔氏巨大资源的同时，他也责无旁贷的承担起了振兴崔氏的重任，而东都危机正好让他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开始谋划和布局，首要之务就是想方设法推动东都危机的爆发。东都危机是牟利之源，没有危机，崔氏如何牟利？没有更多的利益，崔氏又如何重振辉煌？
崔赜已经成功迫使樊子盖交出了决策权，心甘情愿地“退”到了执行者的位置上，接下来就是由他来代替越王决策，而前期决策的首要目标就是示敌以弱，就是欺骗政敌，就是让那些激进保守势力自我膨胀，自我失控，最终演变成政局失控，而政局失控必然会让某些激进的保守势力铤而走险，发动军事政变。
崔赜的这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