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武贲郎将周仲，马上率军东进，坐镇洛口仓，全权负责京师东线之安全。”杨恭仁发出了第三道命令。
樊子盖毫不迟疑地提出了异议。此刻谁指挥的军队多谁的实力就大，在东都的话语权也就越重，樊子盖本来就已被杨恭仁“压制”了，在决策层中有边缘化之趋势，十分憋屈，如果他再不牢牢“抓”住周仲，那可以预见，他这个东都留守很快就会成为俯首听命的“摆设”，根本无从掌控东都的命运。
樊子盖之所以敢于与杨恭仁针锋相对，就在于他抓住了杨恭仁的“软肋”。
虽然郑元寿突然离京的确造成了不良影响，但这种影响仅局限于东都高层，再加上郑元寿要反击的对象是杨恭仁，所以其他人不便宣之于口，都会心照不宣的闭紧嘴巴，谁也不会没事找事主动得罪杨恭仁，而杨恭仁对防御部署的调整，在他们的眼里也就变成了宣泄式的过激反应，是杨恭仁对郑元寿和军方设计“坑害”他的一种抗议式的“咆哮”，表演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此在樊子盖看来，适可而止就行了，没必要搞得满城风雨，一旦矛盾公开化了，举城皆知了，对郑元寿没什么损失，对杨恭仁的声望打击就大了，实在不划算。
樊子盖的目的不过是把周仲留在西苑，留在东都边上以方便自己如臂指使的调度这支军队，帮助自己在东都决策中赢得部分话语权，他可不想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杨恭仁，更不想在未来的风云变幻中做一个无足轻重的“看客”，而尤其重要的是，以樊子盖对郑元寿的了解和荥阳郑氏的利益诉求来说，不到危急时刻郑元寿绝无可能置郑氏利益于不顾，毫无预兆的突然离京，与杨恭仁公然撕破脸，同样，以杨恭仁的性格和他不顾风险毅然复出的目的来说，即便郑元寿与他撕破脸了，他也绝无可能把矛盾公开化，更不会因为愤怒而失去理智，所以真正导致郑元寿不顾一切突然离京和杨恭仁失去理智般地大规模调整防御部署的原因只有一个：谣言成真，猜测变成了事实，一场针对圣主和改革派的军事政变终于还是爆发了。
到底是谁发动了军事政变？是留镇西京的代王，还是居外戡乱的齐王，抑或是坐镇黎阳的礼部尚书杨玄感，或者是弘化留守元弘嗣，或者是东莱水师的李子雄，抑或是东征战场上的远征军临阵哗变？怀疑的对象太多了，圣主和改革派的对手太多了，有可能铤而走险的权贵太多了，而更严重的是，正因为圣主和改革派的敌人太多了，只要其中任意一个登高一呼，便有可能应者云集，然后形势便是坍塌式的一边倒，那才是最可怕的最令人绝望的结果。
现在的形势就很可怕，知情者者统统闭紧了嘴巴，利用各政治势力间讯息的不对等，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有利于己方利益的部署，竭尽全力抢占先机，以便在未来纷繁复杂的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之地，最大程度地攫取私利，郑元寿突然离京就是如此，杨恭仁突然调整防御部署亦是如此，其他诸如崔赜、元文都，还有迟迟没有露面的韦津、韦云起、裴弘策等人，估计都是如此。
樊子盖是真正的愤怒，愤怒这些身份尊崇的大权贵们在国祚危难之际，公开把个人和集团私利置于王国利益至上，此刻不要说齐心协力，一致对外了，根本就是各怀心思，各谋其利，真正的一盘散沙，如此下去，东都的失陷板上钉钉，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樊子盖打定了主意，坚决反对杨恭仁把武贲郎将周仲调往洛口仓，就算撕破脸也在所不惜。只要杨恭仁不说出突然调整防御部署的真正原因，樊子盖就有充足的理由反对他的决策，但杨恭仁无论如何也不敢说出原因，因为说出来就证明他早已知道杨玄感有叛乱的意图，一旦追究下来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既然你早就不知道，你为何不奏报圣主和中枢？你居心何在？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啊。
果然，杨恭仁看到樊子盖强烈反对调动周仲，甚至有不惜撕破脸的架势，随即就妥协了，但京师东线防御力量薄弱是事实，而本来负责这一块的右骁卫将军李浑把帐下诸鹰扬全部调到伊阙战场上去了，并且久战不利已深陷其中，根本无力兼顾京师东线防御，所以杨恭仁直接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樊子盖，你说周仲不能调，那如何加强东线防御？你只要拿出个妥善计策出来，把问题解决了就行。
樊子盖一转手就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裴弘策。
之前杨恭仁调整东都防御部署时，曾把加强东线防御的任务交给了裴弘策，从临时组建的地方军里抽调兵力支援洛口、黑石和偃师三道关隘，但裴弘策嘴上答应得很爽快，实际上敷衍拖拉，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抽调出一兵一卒赶赴东线关隘。
杨恭仁正是看到裴弘策对自己的命令阳奉阴违，再加上这支临时组建的地方军战斗力有限，基本上指望不上，所以在东线防御即将遭到杨玄感猛烈攻击的情况下，断然决定把周仲所率的卫府精锐放到最前线去，这必然会触及到樊子盖的“底线”，樊子盖必然要“触底反弹”，但东线防御不能不加强，樊子盖无奈之下，即便知道杨恭仁蓄意给他挖坑，他也只能睁着眼睛跳下去，直接把矛头对准裴弘策，逼着裴弘策承担东西防御之重任。
裴弘策匆匆而来，得知杨恭仁再度调整了东都防御部署，而自己的任务已经从支援东线三大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