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子盖不再愤怒，不再沮丧，恢复了平静。
越王杨侗的选择让他欣喜万分。杨侗是留守东都的最高军政长官，是东都卫戍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只要杨侗誓死坚守东都，决心与东都共存亡，军心就不会丧失，人心就不会乱，至于皇后嫔妃，中央府署，贵族官僚，他们撤离东都是好事，有百利而无一害，樊子盖正愁着没办法甩掉这些惑乱人心的包袱，清除这些无处不在的隐患，如今正好，天遂人愿，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此从眼前消失，眼不见心不烦，可以集中全部精力对付杨玄感了。
樊子盖马上转变了态度，与杨恭仁积极合作，全力投入到撤退部署中。
秦王杨浩是河阳都尉，熟悉河阳及其周边情况，又与河内郡府有密切关系，所以他必须以最快速度赶赴河阳，一方面在河阳选择一块合适地方建立行营，以安置撤退人员；一方面紧急告之河内郡府，请地方上组织人力物力给予帮助，同时负责行营的粮草供应。
吏部侍郎高孝基、太府卿元文都、卫尉卿张权、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太常少卿韦霁马上从中央诸府中抽调一批资深官员组建行台，连夜渡河赶赴河阳，维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一旦东都被叛军完全包围，则代行中央职权，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禁卫军一分为二，左监门郎将独孤盛全权负责禁中撤离，天亮之后，率先保护皇后嫔妃撤往河阳。
命令武贲郎将费曜，马上从戍守南郭的军队中抽调两千卫士进入皇城，以补足皇城戍卫力量之不足。是否放弃南郭，要依据战局发展而定，一旦黄道桥守不住了，则南郭卫戍军果断撤进皇城。
又命令武贲郎将李公挺，把主要力量放在邙山西线，确保金谷要道之安全，确保邓津畅通无阻。并要求李公挺告之武牙郎将高毗，不论其付出多大代价，即便战至最后一人，也要守住临清关，确保河内之安全。
樊子盖要求，中枢大员们联手向右候卫将军郑元寿施压，迫使他即刻回援东都。
东都局势恶化如此之快，与东都卫戍力量严重不足有直接关系，而东都卫戍力量之所以严重不足，不是因为兵力不够，而是因为有人置东都安危于不顾，冷眼旁观。
东都有四万正规卫戍军，除了已经投降杨玄感的周仲、韩世谔、顾觉、来渊等一万余军队外，还有禁卫军一部分，还有支援虎牢和荥阳的一部分，还有费曜和李公挺的军队，余下军队一部分正在右骁卫将军李浑的指挥下鏖战于皇城之外，还有一部分则在右候卫将军郑元寿的统率下于崤、渑一线按兵不动。
当然，郑元寿“按兵不动”有理由，因为他执行的是中央决策，是越王杨侗的命令。依照杨恭仁的策略，他要在潼关一线阻挡代王杨侑进京，实际上就是阻御西京大军进入东都战场，以免风暴失控，东都被毁。之后樊子盖虽然以东都留守府的名义向西京发出了“出兵支援”的请求，但杨恭仁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既定策略，越王杨侗也没有命令郑元寿马上率军返回东都。
然而，形势变化太快了，杨玄感的实力膨胀得也太快了，战局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东都的预料，从可见趋势来看，仅靠东都本身的力量已难以坚守到圣主回援，所以就算杨恭仁坚持拒绝西京的支援，就算樊子盖没有一意孤行求援于西京，西京大军也会进入东都战场，东都根本无力阻止。既然如此，还有必要把郑元寿和一万余卫戍军继续放在崤山、渑池一线吗？当然要以最快速度把他们调到东都战场，以确保东都能够坚守更长时间。
但问题是，郑元寿本人是否有即刻进入东都战场的意愿？很明显，他没有，当初他突然离开东都，正是要表明自己的“中立”立场。当然了，他本人和荥阳郑氏就处在这场风暴的中心，根本没有“中立”的可能，所以郑元寿的做法实质上就是消极逃避。
风暴之初混乱不堪无法做出正确选择，只有等到形势明朗了，才有做出正确选择的可能，这就是郑元寿离开东都的真正目的，他要“待价而沽”，把自己和荥阳郑氏卖个好“价钱”。这种情形下，就算越王杨侗和中枢大员们联手施压，郑元寿也未必会返回东都，退一步说就算他返回东都了，也未必会出力，而更可怕的是，一旦他帐下的将领纷纷倒戈，投奔了杨玄感，则无形当中等于帮助杨玄感扩大了实力，到那时东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欲哭无泪啊。
樊子盖态度强硬，恳请越王杨侗务必下令郑元寿马上支援东都。
郑元寿进入东都战场，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隐患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是因为有弊端就因噎废食，还是行险一搏？杨恭仁和崔赜等人实际上知道樊子盖的用意。樊子盖的用意很简单，推卸责任。我中枢调你回来，中枢尽责了，没有失职，但你不回来，与东都对着干，那就是你的责任，如果东都失陷，你就要负全部责任。樊子盖用阳谋，公开向郑元寿叫阵，而郑元寿很被动，夹在樊子盖和杨玄感的中间饱受“蹂躏”，很难取舍，如果他站在圣主一边，杨玄感必定打击荥阳郑氏，反之，圣主回来了，荥阳郑氏还能逃脱“清算”？左右都是死，实在是难为郑元寿了。
豪门之间无论怎么斗，一般都留有余地，不做斩尽杀绝的事。今天你落难了，我给你一条退路，明天我落难了，人家也会给我一条退路，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