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二人商议妥当，并不代表裴世矩马上就能成行。
如此大事，关系国运，不但需要中枢最高决策层的一致同意，还需拟制详细方案，把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问题都要考虑周全，中央、卫府、地方官府、西北军、西域校尉府等相关府署也要通力配合，是一项浩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亦不能说走就走。
裴世矩是此“工程”的发起者和执行者，此趟西行，主要是起统筹、协调、指挥和决策作用，具体事情还需要中央和地方上的军政官员具体去做，这就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其执行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裴世矩信誓旦旦，但也没有拍着胸脯做出承诺，实际上就算他做出承诺，圣主和中枢重臣们也不会相信，也就姑且听之，做好两手准备，备好预案，一旦裴世矩此行未能达成预期目标，则马上改弦易辙，另行他策。
圣主的目标已经很明确，尽快发动第三次东征，所以他给裴世矩的时间非常有限，最多到今年年底，满打满算五个月，扣除掉赶路的时间，裴世矩实际上可以用来完成谈判的时间，理论上不足三个月，时间太少。
目前国内外局势都不好，国内有顽固的保守派，国外有凶狠的北虏，危机四伏，圣主和中枢焦虑不安，急于逆转，于是发动第三次东征就成了最“便捷”的“救命稻草”。此举虽有急功近利之嫌，但若一切顺利，实现了全部预期目标，对内可重建威权，对外可武力威慑，则国内外局势都能迅速逆转，的确有立竿见影之效。但第三次东征不能拖，明年春天必须开始，如果拖到后年乃至更久，“黄花菜都凉了”，它就不是“救命稻草”，而是自杀的“绞索”了。
这就是圣主限制裴世矩完成任务时间的原因所在，其用意并不是增加任务的难度，而是警告裴世矩，必须分清这个任务的主次。
裴世矩西行的主要任务是“摧毁”西京拿来要挟东都的政治“筹码”，迫使西京必须向东都妥协，最起码不要公开反对第三次东征。
圣主也会妥协，他的“底线”是，你可以不支持第三次东征，但你不要和我唱反调，你可以保持沉默。你有西北危机要解决，你忙你的，我甚至可以给你“资源”支持，条件只有一个，闭上你的嘴巴。
裴世矩西行的次要任务才是遏制和打击大漠北虏，因为这并不是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必备条件。也就是说，圣主实际上没有限制“次要任务”的时间，他限制的是“主要任务”的时间，他要求裴世矩必须在年底之前，以明确的不可置疑的事实告诉西京，你们要挟东都的政治“筹码”完蛋了。而这一点，裴世矩肯定能做到，就是他主观上是否愿意做，如果他不愿意，蓄意阻碍第三次东征，那问题就复杂了。
裴世矩如果西行成功，对外可遏制大漠北虏，对内可压制西京保守势力，这与第三次东征的最终目的基本一致，可以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利益，但唯独不能让圣主和中枢洗刷掉东征失利的耻辱，重建威权，而威权太重要了，关系到执政者的存亡，改革的成败，不可坍塌。
当然，西京在政治上的妥协只是圣主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必备条件之一，其他条件如果不具备，第三次东征还是圣主的一厢情愿，所以对圣主来说，为确保稳妥，裴世矩此趟西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样即便没有第三次东征，中土也能依靠与西突厥人的合作赢得逆转当前危局的机会。
目前第三次东征还处在“设想”阶段，中枢大臣们对这一“设想”十分悲观，核心决策层也有较大争议，但圣主对此乐观、积极且态度坚决，卫府持主战立场的统帅们也是“摩拳擦掌”。这导致裴世矩在拟制此次西行策略的时候，很难兼顾到各方立场，无法做到两全其美，其直接后果就是让军政两界对此策略做出“误读”，继而蓄意设置障碍，那就麻烦了。
正当裴世矩为西行策略耗费心神，殚精竭虑之刻，内史舍人封德彝的书信送到了裴世矩的案头。
裴世矩很吃惊，他万万没想到齐王及其支持力量竟然在如此危急时刻“杀进”北疆，导致本来就不好的南北局面“横生枝节”，稍有处理不慎，南北关系必然会迅速恶化。
裴世矩对齐王的评价大为改观。齐王这步棋走得好，走得妙，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恰好击中了圣主和中枢的要害，攻圣主和中枢之所必救，可谓一击致命。
裴世矩认同封德彝对“齐王北上”和“高阳危机”这两件突发大事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博弈的分析和它们将对北疆局势乃至南北关系所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影响，继而对第三次东征的“不确定性”产生了怀疑。他突然有一种预感，预感第三次东征可能会在短短时间内由圣主的意愿变成中枢的最高决策。
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必备条件中，在内是西京要在政治上妥协让步，在外则是大漠北虏被有力牵制，无法阻扰和破坏中土的第三次东征。而若想牵制北虏，中土仅靠与西突厥人联手，在大金山南北两麓夹击东。突厥人显然不够，毕竟寄希望于西突厥人与大漠北虏打得难分难解，把命运交给别人，实在不现实，关键时刻打铁还须自身硬，还要依靠自身力量，只要北疆镇戍力量足够强大，对大漠北虏形成了实质性威胁，就必然能够在第三次东征期间有效牵制大漠北虏。
然而，因为东征的需要，北疆镇戍军及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