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的应聘者之中，大部分都是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如今的社会失业率奇高，就业压力不敢说之世界第一也能说世界第二，当地政府对于就业问题也是没有什么好办法。
因为是毕业季，天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的人数也是逐渐暴涨，一个上午的时间，辉煌科技公司的展台居然收到了一千多份简历，自然，这也是方浩对于应聘者没有硬性要求的结果，凡是基础扎实的学生，他都考虑给offer。
同类相戚，对于学生应聘难的问题，方浩是感同身受，在得到穿梭珠之前，方浩也参加了很多的大型招聘会，因为在网络上面投简历基本上是石沉大海。
社会上存在很多不负责任的公司，自己不培养新人，反而抱怨没有人才，欧美的公司那一家不是自己培养的，也就是国内的奇葩经济环境，凡是没有工作经验就不要，学历歧视、年龄歧视、地域歧视一大堆，而且也不是什么好工作。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太多了就不值钱，综合社会的通胀系数，打工者的薪资购买力其实是连年下降，基本上绝大多数的资金都是涌向房地产，化为永不破碎的一丝泡沫。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满清的流毒，落后就要挨打，一个时代的落后往往影响着后面的几个时代。
大学生之所以难找工作，那是因为社会上本来就缺少适合大学生的工作，这都是美国和欧盟主导的产业链的分工，其实也是对世界财富的瓜分。
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产业链分工，是一个三元结构的体系，分别由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构成。典型的消费国，比如美国，南欧的欧洲各国。典型的生产国，是中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典型的资源国，则是俄罗斯，中东石油国，巴西，澳大利亚，委内瑞拉等国。
美国作为全球化分工体系的最顶端，不仅负责向全球提供输出需求，还输出流动性和制度与技术方面的标准和协议，负责全球化的全局统筹与组织。、
美国输出的制度，由三部分构成，政治的维度上是联合国，经济和金融维度上面是全球货币体系。贸易维度上，是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是o。这就是全球化生产与协作的顶层设计。
同样作为消费国，欧洲各国和美国相比，则是纯粹的债务型消费国，它们并没有对全球分工提供什么有实质性价值的东西，它们只是欧元区内部的全球流动性再循环链条上的一环，负责把德国的国际收支的盈余花掉。这样，欧元区就可以作为整体表面上与美国之间形成均衡，不至于因为德国的盈余积累过多，而导致欧美之间严重的失衡。欧元的升值压力，也就不会过大。
生产国，在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体系中，历史上一共出现了三代。第一代是德日，美国选择工业化德国和日本，一方面有这两个国家工业基础好的历史条件，更重要的是，德日都是制衡苏联阵营的最前线。二战后，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德日作为生产国的最惬意的时期。
随着德日的如日中天，生产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盈余，而美国则被逆差和赤字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下，第一次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美国是怎么应对的呢，一边和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另一边和以德国为首的欧共体，签署了《卢浮宫协议》，《卢浮宫协议》也就是让日本失去了二十年的广场协议欧洲版。
为什么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失去了二十年，而德国在短暂的不适之后则能再次奋起了呢，因为德国找到了内部平衡自己收支盈余的一群躺着花钱的欧洲，而日本脱亚入欧背叛了自己的邻居，在亚洲的邻居里面，连找个躺着花钱的合伙人都找不到。
德国人能发起欧元来化解美元咄咄逼人的攻势，为什么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人不发起亚元来制衡美元的钳制呢？他们可能没有执行落地的国家意志和战略构想，在战略上，日本一贯的鼠目寸光。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就是战略构想缺席的代价。
德日被去势之后，由于忌惮德日继续的积累盈余和资本，会主导区域一体化，在美国的全球帝国版图中形成割据势力，于是美国在1990年代启动了第二代生产国。第二代生产国，就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南亚各国。东南亚这些小国来充当生产国，美国就不用再担心它们将来发达了，会形成割据势力。
但是由这些小国来充当生产国，有个比较大的缺陷是，它们对于全球流动性的环流表现的过于敏感，美元的潮汐，一涨一落，它们就纷纷的感冒了。并且由于各个小国之间，缺乏一体化的意识，在美元流动性退潮之时，它们为了将流动性更多的留在自己国家，选择了不顾死活的互相踩踏。与其说是索罗斯们一手制造了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如说，这场危机里面，更多的伤亡是来自这些生产国之间互相的恶性踩踏。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东南亚的诸多生产国，一蹶不振。并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升级，这些体量太小的生产国，已经在产能上和效率上，无法在满足全球化大生产。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了索罗斯们的进攻，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对于外资来说，是一个低风险高投资收益的官方承诺，为中国赢得了不少的口碑和信任。这次危机过后，中国成为了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分工体系中的第三代生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