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曹魏三祖（曹操、曹丕、曹睿），神清气爽，才华横溢。他们的诗歌，不但音谐古韵，而且辞和新声，还有奢靡趋平的特色，因此定格为“黄初风骚”。其中像曹操《苦寒行》、曹丕《燕歌行》等，或酣宴欢畅，或征途劳顿，情志放纵坦荡，辞令哀怜悲伤，虽“三调”（清调、平调、瑟调）合乎姬周韵律，但气质流于“韶”“夏”之郑声。转入晋代，傅玄（公元217-278年字休奕北地郡泥阳县人西晋时期文学家思想家）通晓音律，其作品雅正，主要歌颂晋代祖先。而张华（公元232-300年字茂先范阳方城人西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藏书家）博学思敏，才华横溢，他的新作充斥当时宫廷内外。但是在当时测定音调标准方面，像汉末杜夔（生卒年不详约东汉末年至魏文帝年代字公良洛阳人）所校准的古乐，据说节奏太过舒缓；而魏晋荀勖（公元-289年字公曾颍川颍阴人）调正的钟罄琴瑟，声调过于急促哀怨。他们同时代的阮咸（生卒年不详字仲容魏末“竹林七贤”之一精通音乐），就曾质疑那会儿使用的校音尺度与古代可能不同。后来考古验证，果然不出阮咸所料。所以说，音乐的奥妙精微，差之毫厘缪之千里也。
所谓乐府，就是音乐诗歌。诗歌若是乐府的主心骨，音乐则是乐府的肌肤容貌。仅就乐府而言，一般具备了什么样子主心骨的歌声，当盲人乐师聆听之后，便会心有灵犀，并谱写出来什么样子的音韵曲调；因此，只有具备了刚正不阿的旋律节奏，才有君子闻声起舞，并书写出来中正、宽厚、仁慈的绚烂辞章。所以在《诗经唐风蟋蟀》中，因为有“好乐无荒”的字句，所以季札评论晋国的文化风气，具备思深熟虑和远见卓识；同样在《诗经郑风溱洧》中出现了“伊其相谑”，故而季札预言郑国，荒淫无度而必定早亡。由此可见，偏邦吴国的季札，亲临礼仪文明的鲁国，之所以要求耳闻目睹“国风”的现场演奏，绝不单纯为了随喜应酬，而是闻乐知政，目的从中预见未来啊。毋庸讳言，自古以来，凡靡靡之音必定伴随淫邪丛生，而怨声载道一定随之乖戾横行。那么在淫邪乖戾风气之下，为何典雅正气不能驰骋荣耀呢？因为时俗乡愿历来热求新奇追风，而艺术竞技惯常苛求标新立异，所以对于典雅艺术之所以能够永恒存在的精致、温润和宽厚，热衷时髦的人们不是目瞪口呆就是哈欠连天，他们对于卖乖弄俏的新鲜玩意儿，反而是欢呼雀跃，并且前仰后合。这就是“乐府”，为何一旦走入《诗经》中郑声的老路，必定衰败凋亡的原因啊。
乐府，或称乐歌，或叫音乐诗歌，其歌词就是诗，而把诗谱上韵律音调后，凡能够唱出来的就是歌。若追根溯源，乐府是先有诗词后有曲调，；若原作诗句繁多，难以谱曲，则失去了它的特征本色，所以乐府贵在“简约”。正因为如此，曹植曾经夸赞李延年，说他是一位擅长将名家或采风的诗词剪接成为乐府的音乐大家。因此举例乐府的代表作品，像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和汉武帝刘彻的《李夫人歌》，都是诗句简洁明了，即便儿童哼唱，同样朗朗上口；再如曹丕、陆机的一些诗词佳作，只是因为当时没有经过乐师专门裁剪配乐，故而不能歌唱，于是后人便认为他俩的作品已经乖离了乐府曲调。这岂不是乱点鸳鸯谱，纯属混淆视听啊。至于其他一些特殊类型的歌曲，像黄帝时岐伯的《鼓吹曲》，以及汉代出现的《铙歌》《挽歌》，他们虽属于军乐、哀乐等特殊音乐诗歌，但也因为其简约明了而适合传唱，可以归类乐府吧；再者，像三国时期魏国缪袭（公元186-245年字熙伯东海兰陵人）的《魏鼓吹曲》和吴国韦昭（公元204-273年字弘嗣吴郡云阳人）的《吴鼓吹曲》，同样可以归入乐府吧。汉代刘向父子评价文章时，是将“诗”与“歌”分别开来，故在《七略》中，诗归入《六艺略》而歌在《诗赋略》。所以，本篇主旨只是给予“乐府”一个大概的界定而已。
总而言之：音乐文化，乐府体例，诗词为体，曲调为用。乡野采风，宫廷谱乐，韶音难寻，郑声易得。四海追风，媚俗随喜乎？礼乐知政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