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人们结婚，女方最小都需要十八周岁，所以，我毕业后两年，在1964年才与石岚山结了婚。那年，我十九岁，石岚山二十四。
结婚那年，石家也仅是从三年大饥荒的年代里，刚刚缓过一些来。勉强操办了一个婚礼，但为此借来的粮票、糖票等，却过了大半年才逐一还完。
那时的婚礼，政治压倒一切。结婚证上写着语录，婚礼上要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婚礼现场则到处是标语口号，结婚时还要对着像宣誓，宣誓永远忠于等等。而结婚，亲朋们送的礼物，不是脸盆、暖壶，就是《毛选》、像章。
虽然现在听来，有些太过于个人崇拜，显得有些好笑。但当时，我们对的感恩却是实实在在的，觉得不管发生什么，总是出于对我们的保护和信任才决定的。而我们，只有更加的拥护和爱戴，才能报答了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恩赐。
“先不说这样对不对，可当时的环境，这的确让我们脆弱的神经，有了坚定信仰，这也是大多数人能够坚持正义活下来的根本原因。”父亲这一生对没有太多评述，也很少对时事做评判，只是这句，在我们最艰苦的那些日子里，父亲由衷的有过如此感慨。
父亲其实在我们订婚前，就已经暗地里打探过石家的底细，一是看他们家成分如何，二是看他们在当地的口碑状况。这些父亲没给我说，只是出去走过两三遭，回来就由着我应下了这门亲事。父亲看似待我较为放纵，也不大爱管我的样子，但类似的事其实悄悄做过很多，只是他不说，我也只能在心里一次次对父亲默默感激着。
石家祖辈便是石岚村人，但村子里姓氏较杂，石姓只是个小支，到他们家这一辈，也就只石岚山这一个男孩。
石岚山的名字好听，却是取了巧，是他父亲将石岚村的“石岚”直接借用了过来，单独又取了个“山”字。所以，他们这一辈的兄弟姐妹，便是以“石”为姓，“岚”为辈，再单独取一个名来定下的姓名。比如石岚山的几个姐妹，就被分别起名叫做了，石岚霞、石岚凤和石岚慧。
石岚山的爷爷前些年刚去世，奶奶倒健在，身体也还行。石岚山的父亲叫石鼎天，抗战的时候被征去当兵，不幸瘸了条腿，后来做过瓦工、木匠，现在是村里生产队的记工员。石岚山的母亲叫张改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妇人。而石岚山是他父亲那个生产队的队员。石岚山还曾有个哥哥，但很小的时候就死了，他的几个姐妹则比他结的婚还早，那时都已嫁入外乡。所以，石岚山一家，也算是红五类，不怕受什么批斗之类的报复。
此外，石岚山还有个叔叔，在民乐队里给人吹唢呐，但一直都不是很亲，基本算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还有个舅舅倒是会常来，但他是一个木讷之人，来了就是带点粮食什么的看他妹妹张改花，完了就枯坐着不大动弹，也很少跟我们拉闲话。此外，石岚山还有个小姨，但在我嫁过去之前便已经得病去世。
初嫁到石家，一切都觉着新鲜，好像只是到了一个新地方玩几天，没多久还是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但在石家一待就是多半年，没了父母的唠叨，没了小伙伴们一起玩耍，还见不到弟妹揪着我的衣服喊姐姐。那时的每个夜里，我都觉得分外孤独。
可还不止如此，相比原来无忧的生活，在石家，我还要开始关心粮食和蔬菜，关心石岚山每天的作息时间，关心一天的饭菜是否让他们满意，关心石家老父的身体是否健康，关心石家母亲的脸色是否好看，甚至还要留心外面最近在发生什么，担心我能做什么……
结婚前后的差异极大，但随着石岚山与我的感情日渐深厚，仅过了半年，我便完全接受了那样的现状。似是没心没肺了十多年，突然间被赐予了一项神圣的使命，自己从石岚山关切的爱意中，感受到了那份甜蜜的责任。
也就到那时，我的记忆才仿佛有了色彩，开始主动记录起了生活中的一些美好，并观察它们的变化。如果说结婚前的我显得有些迷失单调，那婚后的我，则开始逐渐丰满立体起来。
（回忆到这一刻，我突然有了无穷的话题想要讲出来，它们充斥在我脑海多年，却没人梳理也没人关心。但我知道是它们的经历才让我活到了现在，而不是我对他们讲的那些事，也不是他们所看到的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