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闰五月初八那天凌晨，叶家得了个白白胖胖的大孙女，本是一件开开心心的事情，却在起名儿的事情上犯了口角，争执不休。
由于那天是阳历的七月一日建党节，大伯建议叫叶党妹，简单直白明了容易记。孩子她妈呢，觉得这名字太俗气，看到墙边种的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儿，就想以“蕾”为名，可爱又大方。最后老爷子摇摇头，一锤定音。
“我家大孙女以后一定卓越超群，不是一般人，就叫超群罢。”
那时候还没上户口，直到孩子三四岁了才去上的户口，那登记的同志问超群她妈，孩子叫什么名字。
孩子她妈一瞬间蒙了，呐呐的说了句“还没想好……”
登记的人等的有些不耐烦了，就随手给登记了个名字——叶梦。
他说梦这个字好啊，将来做什么都梦想成真，也适合女孩子。
孩子妈笑了，反正比她爷爷起的那什么“超群”好。
于是这名字的荒唐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
据我妈说，我三岁的时候就能背很多首诗了，还可以自己剥桂圆吃，别人家的孩子这时候估计连话都不会说，所以她说我小的时候是个很聪明的小孩子。
据说我才两三岁的时候，在我们村小卖铺门口玩，一个姐姐来买零食，我一把抱住那姑娘的腿，说“姐姐你好漂亮！”那姑娘一高兴，就抓了一把糖往我口袋里塞。
小卖铺的老板见了直夸我，说我呀，以后长大绝对饿不死。这个“叶屋”的小孩，没一个以后能比得了我，我定是最最有出息的。
每每我妈提起这事，都会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看着我，说你怎么越长越回去了呢？
我小的时候皮的很，爬树摘桑枣，偷贺叶韬奶奶种的西瓜，抓蚯蚓钓龙虾，空手逮青蛙什么都干过，甚至还偷过茶馆里的钱。
我记得那天把钱偷回来了以后，特别高兴，连忙去道德伯伯家买了两根雪糕。一根给我弟，另一根我自己吃着。
那是一种外面裹着一层巧克力的奶油雪糕，入口即化，用小小的牙齿把巧克力咬开一点裂缝，然后把整块的巧克力从奶油上剥开来。那一瞬间，觉得这个巧克力雪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雪糕吃完了，茶馆的老板拖家带口找来了，问我们是不是偷了他儿子放在二楼卧室里的钱，一百多块钱全不见了，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她想不出还有谁偷偷跑去二楼了。
我不说话，偷偷看堂哥，堂哥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不知道啊，我们当时在一楼玩，根本没去二楼。”
我非常机智的符合道：“对啊，我们不可能偷钱的，会不会是那个人？”
茶馆里的老板娘问我哪个，我只好把污水全部倒在那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女孩子身上了：“当时除了我们，还有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会不会是她偷的，我看到她上了二楼。”
那时的我才五六岁，却已经懂得脸不红心不跳的撒谎、栽赃嫁祸。
后来茶馆老板娘见问不出什么，也可能是信了我们的鬼话，就走了，我对那茶馆心有愧疚，便再也没去过。
直到我从上海那边回来，才知道那茶馆早已不在，当年的老板娘也已经消失在记忆里长河里。
……
从有记忆开始，我最重要的伙伴就是我的叶慧惠。
叶慧惠比我晚出生五个月，却在辈分上大了我一辈。
这事还得从我爷爷的父亲那辈说起。
曾祖父和曾祖母生在一个贫穷苦难的年代，好不容易捱过了战乱，却没有捱过缺衣少食的六七十年代。
曾祖父早早的因病去世，留下曾祖母和一儿一女，那时候是真的饿啊，没有钱没有粮食，只能去偷大队的玉米，被人抓到了，天天去队里挨打，结果身子垮了，不久也撒手人寰。
爷爷那年十五岁，把年仅八岁的妹妹送到湖口给人当童养媳，自己则得大伯父垂怜，过寄过去当儿子，好歹有了个家，不至于流落街头。
曾祖父排行老二，排行老三的便是叶慧惠的爷爷了。叶慧惠的爷爷先是生了一个闺女，后生了三个儿子，她爹便是她爷爷五十岁老来得子生的最小的那个。
按照辈分，我还得叫叶慧惠一声小姑姑。
我妈跟叶慧惠她妈也是同龄人，经常坐在一起聊天，一聊就是一下午。
我就天天带着叶慧惠从这蹿到那儿，叶慧惠这姑娘又老实又听话，从小就跟跟屁虫一样跟着我，我只要对她说“慧惠，这个草能吃，很甜的。”她便能毫不犹豫的抓起坟头上的杂草往嘴里送。
我们村分“刘屋”“叶屋”“吴屋”“上坝”“中坝”“下坝”以及后来编入我们村的“修閘”，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总之我不能将我们村所有的孩子认全就是了。
“叶屋”有条路，路的两边都是坟头。全都是村里老了人的，就放在这里来安葬的，每到清明，坟头上总能插着五颜六色的塑料花。我和叶慧惠经常从这条路上走，一点也不害怕。
谁让这条路离小学近呢？
我们甚至爬到人家坟头上，去把花拔下来带回家，后来我妈吓唬我，说你把花带回来，晚上那些鬼一定来找你算账。我吓得做了一晚上的噩梦，第二天就把花重新插了回去。
我妈不喜欢我爷爷奶奶，经常在我跟前说他们坏话。奶奶也不喜欢妈妈，恨乌及屋顺带着不喜欢我。
在我的记忆里，她们还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