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筹建到公司解散经历了10年的风雨，马军从普通员工干到科长、办公室主任、副经理、经理。“我辛辛苦苦，甚至为这个公司差点流血，为它倾出了我人生最好的时间。它怎么能说解散就解散。”
养老保险断掉了，甚至档案都打回自己手上，让自己找地方解决。
当年的那枚弹片还陷在他的肉里，结了厚厚的痂。平时好像没事，但很热或很累时，极易出现炎症，弹片里的毒素会顺着血液流，很危险。想找体力活养家都不可能。
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马军觉得，生与死，很简单。“打完仗的人都有这种想法，死不可怕。想想家人，我又极力地控制。”
当年因他打仗整夜失眠的妈妈，身体垮了，落下病根，现在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40多岁的马军自己摸索着学会了电脑和上网，在现在博客这个新事物刚出现的年月，开了一个博客，名字叫“马军的航空母舰”。
马军开始成为某个著名反腐网站的山东站站长。“一开始想解决我自己的事，后来帮战友和来投诉的解决他们的事，自己的事先放一边了。”他接到投诉就去调查，查清楚后写出来拿给当地政府看，规定时间内不解决就在自己的网站上曝光。
村书记倒卖大片土地、邮政局违法遣散老职工、乡镇领导大肆公款吃喝……一篇文章不行再写一篇，理直气壮地署名“马军”。“我跟踪报道！实名，有时候还留电话。不怕有人报复，他们还怕我呢！”他经手的几件事，在曝光后竟都解决了。
“网站是赔钱的。虽说自己的事没办完，但每帮人完成一件事。心里是个安慰。”
去年10月，下岗4年4个月后，马军终于得到一份新工作——街道计生办流动人口管理站站长兼计划生育调查队队长，算是给参战老兵的优抚。这是一个全额事业编制的岗位，但马军没编制，像临时工。养老保险没续，档案也还是自己拿。“上班是白加黑，5加2，一个月只有720元，这里普通员工的工资都是我的好几倍。”
献给一个健忘的民族
这年的中秋节上午，王毅雄，孙兆群和马军去看望几位烈士父母。在山东济南济宁的五六个7连战友，总会在春节、清明、中秋的时候去烈士父母家坐坐。
烈士刘满朋的爸爸70多岁了，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家里种的几棵香椿树。谁也不许动，只等他觉得可以吃了，亲手摘下来，给他们几个打电话：“来拿香椿啦！”每到春天，老人去地里挖荠菜，都留着自己不吃。等他们来了，一人一包野菜，必须带走。
他们再也没回过当年的阵地，路线查过无数次，网上的行程攻略都搜索好了，但最大的问题是路费。
今年，李玉谦拉出了长长的拍摄计划：60集，60个人物。他还想就这个题材出一本图文书、一本本纪实书。
许新升资助的40万已经用完。本来十几人的拍摄团队渐渐缩小，今年最后一个人也离开了，只留下李玉谦。他想。可以作其他项目赚些钱，再投到这边。
“这件事我准备做10年。”李玉谦总在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参战老兵偷渡到越军阵地上找战友的尸体，他修自行车、捡垃圾，什么都做。找了十几年，什么也没找到，只是从阵地上捧回一抔土。“他这样都能做10年。很多人说我，炒那个冷饭干吗？过去那么多年，很多人都不提了，提它干嘛！有战友说，你这片子拍完播出，屏幕上第一行字应该是：献给一个健忘的民族。”
马军读高二的儿子发现，他的历史课本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场让他爸爸差点丧命的战争。他的同学，几乎没有人知道80年代的中国还发生过战争。
马军很多年前就感觉到渐渐被遗忘，却只在背过儿子时难过：“历史就是历史，发生过的事，怎么能说不提就不提了？”
战争的后遗症漫长而深微。孙兆群总结：一是自杀率高，二是犯罪率高，三是精神病发病率高。复员后进了化工单位的孙彦杰常把轰鸣的机器声当成枪炮声，幻觉越来越严重，没睡时也像做梦一样，总看见别人拿枪和手榴弹追他。他的床头摆着菜刀、锤子、铁棍，幻觉一来，就拿起这些反击，床头墙上满是刀痕。家人不敢和他住一间屋子。清醒过来时，孙彦杰看到自己做的事痛苦万分，幻觉来了又是如此。这样的战争精神病患者，7连就有3位。
“世界上有多少书和电影反思战争，我们呢？”李玉谦对着镜头说，也对着自己说：“我拍片子不是为了讲历史，讲的是今天。甚至不仅是这次中越之战，还有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打仗的行囊可以卸下，战争的硝烟可以散去，ròu_tǐ的创伤可以治愈，而战争的记忆却时刻萦绕，这些记忆造就的心灵伤痛永世难平。”
画面最后，李玉谦打开自己的日记本，念起他很喜欢的一段话：“战地记者，这是一群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也是一群与战争无关的局外人，他们冒险、冲动、热情，充满责任感，他们的工作就是力争在被不可预料的枪击、炸弹、导弹或地雷夺去生命之前，用文字、声音或图像将战争记录下来，向世界真实传递着战争的残酷。”
最后一句，他反复念了好几遍：“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
长达一个多小时纪录片看完了，在场久久的没人发出声音，都沉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