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见了王春玲和陈公博的次日，王振宇连续五个晚上都在接见南京方面来的要人，其中有同盟会系的胡汉民，光复会系的蔡元培，进步会系的梁启超。此外还有国民政府政务院总理熊希龄以及章太炎、陈炯明。
这六个人与其说是接见，不如说是谈判。而且实际上这次接见是胡汉民主动要求的，在孙文被迫病休之后，同盟会系遭到了沉重打击，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系立刻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势。胡汉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同盟会系离不开孙文这样一个核心领袖。好在章太炎志大才疏，或者说比较理想，在同盟会系势弱之后居然直接来挑战王振宇。这让王振宇很是不满，紧跟着光复会系遭到了王振宇的打击。但是同盟会系上下却依然盼望孙文复出，而王振宇则和这班官迷不同，他考虑的问题已经升华和超越了这个层次了。
农村问题的改革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而章太炎和光复会系代表的是江浙财阀的利益，一直以来他们都是反对土地改革和农村改革的。而同盟会虽然也反对，但是他们代表的是南洋财阀的利益，相比之下就没有光复会系反对的那么严重。这也使得王振宇在刺杀事件之后再次决定和同盟会系建立合作关系，至于熊希龄和梁启超他们领导的进步党系，实在是缺乏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现在的那点声势也是王振宇照顾得来的。不过没关系，王振宇要的就是有这么一帮子人在政府系统中替自己摇旗呐喊，此外还有王振宇自己的嫡系，这个派别是在陈绍等人组织下崛起的，人称国社党系。
汪精卫刺杀事件发生之后，原本的一党之内矛盾日趋剧烈，王振宇在上次党务会议上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这次接见六人时第一句话就是：“日子总是要过的，兄弟合在一起过分开过都是要过的。既然你们在南京觉得合在一起合不下去了，那就分开过，各组各的党，愿意联合执政就联合，不愿意想单独的执政的就单独执政，执政不了的就下野，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总是好的。”
第二句话则是：“国民政府主席还是要让有名望的人担任，这样在政府的改革中，政务院的独立性进一步加强有了理论基础。同时则是让国民政府的威望进一步提升，所以我考虑孙文孙先生在病体痊愈之后继续担任这个职务。至于我叔叔，他现在只是代理主席，所以你们不用操心他的问题。”
接下来几天就有的忙了，这六个人可不是王振宇的什么忠诚下属，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们只是王振宇的合作伙伴。现在的政局走到了利益再次分配的地步，大家自然是撸起袖子要一争短长了。于是长江饭店这座24层的望江大酒店进入到了一个空前繁忙的时刻，所有政治派系的精英纷纷离开南京来到这里。几乎是彻夜不眠的讨论和研究，一个个涉及国民政府改革的方案纷纷涌现出来。。。
这才是王振宇想要的状态，虽然知道历史走向，可是要他自己拿出改变历史走向的方案那就太辛苦了。所以他一直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大家把可以改变历史走向的方案拿出来，自己慢慢挑，看看那个答案是最符合题目的，如此王振宇就能轻松许多了。
最终丢在王振宇案头的方案还确实不少，不过第一个引起王振宇兴趣的方案并不是涉及政府改革的方案，而是梁启超方面几个方案中的一个，由参政院参议员梁漱溟和四川省议会议员晏阳初一起构思撰写的《新乡村建设办法》，足足三万字，涉及农村改革的多个方面。
其中对于梁漱溟，王振宇的印象很深。到不是此人在建国后的历程，那完成就是一部《右派是怎样炼成的？》。真正让王振宇记住这个人的是在山东作战之前，正是这位仁兄提出了拒绝接受直鲁联军军官投降的议案。虽然由于王振宇的人为操作，战争的规模仅仅是从徐州延伸到山东的边界就停止了，但是梁漱溟的大名却通过各种新闻报纸轰动一时了。
不过在穿越之前，对于梁漱溟，王振宇是有一定了解的。梁漱溟（1893—1988）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不过也就这么多了，更多的就要看眼前手头上的这份报告了。
“所谓新农村建设，大致应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是乡村教育建设，第二是乡村政治建设，第三是乡村经济建设。而无论是那一个方面，其归根到底都需要人去做，人去执行，所以应该以乡村教育建设为核心和纽带去连接各个方面的建设。效仿英国圈地运动式的农村改革会导致农村阶层对于改革的不理解和不满，而且最终执行的效果很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所以农村的建设要有步骤有计划，不适合搞一刀切，更不适合搞断裂式的社会革命。。。”
王振宇看到这里十分满意，他翻过一页继续看：
“结合目前的实际以及我们在湘西和广西地区的调研来看，湘西的农村模式对于建设新农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是行政村的划分，在湘西地区，已经出现了村的准确划分，有法定的地域范围，有明确的行政地图，甚至有了利益分配的归属商业镇。但是这些村依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村，封建的宗法制度在本村内部问题上依然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那我们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