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士家制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曹操在经济崩溃，战乱不息的历史环境中创立基业，深知要巩固政权，并能支持长期统一战争，必须效法“秦人以急农兼天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足食足兵，二者不可偏废。承平时期，自耕农经济比较健全，小农户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是实行征兵制的依凭；汉末大乱之后，自耕农经济调弊，小农户急待休养生息，无力负重。如果照搬汉代征兵制，继续以小农户为主体组织国家军队，势必对自耕农经济的恢复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危及曹氏统治的根本。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曹氏统治集团既要保障稳定可靠的兵源，又要保障稳定可靠的粮源，就不能不因时制宜，在人口编制上采取一些特殊措施。
春秋时，齐管仲治国，士、农、工、商均“群革而州处”，以便子承父业，“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国语·齐语》）。从而形成一种稳定的阶级秩序，达到安定社会，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目的。管子治国取得了成功，成就了桓公的霸业。汉末三国的政治局势与春秋大国争霸的形势十分相似；加之大乱之后，迫切需要重建稳定的阶级秩序，以求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夺取统一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因而魏晋时主张效法管子治国者不乏其人。《晋书·傅玄传》载玄上武帝疏：“臣闻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制事，各一其业而殊其氮..臣以为亟定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曹氏政权显然是远师管子经国制事之遗义，将国家控制的人口编制为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三部分，各有独立的领辖系统和单独的户籍，各自向封建国家承担不同的义务。这实际上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分工。士家是兵役的主要承担者，构成国家军队的主体，这样的人口编制方式造成了兵民的分离。
曹魏士家父子相袭的制度，与管子创制之“士之子恒为士”，汉代虎贲、羽林等宫廷侍从军的父死子继的古制显然有一定渊源。但这个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绝非仅仅因袭古制。东汉未崔寔著《四民月令》，对东汉豪强地主田庄中的状况作了详尽地记述。从《四民月令》的记述反映出，豪强地主田庄中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豪强地主完全掌握了田庄中从生产到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贫苦农民“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历代为虏，犹不赡于农食”（《通典》卷1引崔寔《政论》）。豪强地主不仅控制和支配农民本人，而且完全控制和支配了农民的家庭其他成员；不仅今主今世控制和支配他们，而且将这种控制与支配的权力世代延续下去。作为控制与支配的交换条件，豪强地主必须向农民提供生存和从事简单再生产的最起码的条件，并庇护他们逃避国家的摇役。田庄农民和豪强地主之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汉末军阀多系豪强地主出身，其军队的基干力量是他们的部曲私兵，其中大多数是依附农民。因此，豪强地主田庄中形成的农民对地主的强烈人身依附关系，照样搬入军队，演化成兵士对将帅的人身依附关系。曹操由一个普通军阀上升为国家统治者，曹魏国家军队也是由部曲私兵升格而成；原有的那种兵士对将帅的人身依附关系，此时自然体现为兵士对封建国家的强烈人身依附关系。封建政权凭藉这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象豪强地主控制与支配私人部曲及其家属那样，去控制和支配兵士及其家属。这就使得实行世袭兵制成为可能。
在黄巾起义和群雄逐鹿的斗争中，“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社会环境如此险恶，“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谋求生存成了人们最大的**。军队作为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武装集团，求取生存的能力远较平民为优。于是，军人家属随营的现象十分普遍。1虽然携带家口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受影响，但非此不足以稳定军心。而在极为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奋战图存，武装集团中的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界限就不可能划分得十分清楚。《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称兴平二年（195年），吕布、陈宫率万人袭曹操，时操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曹操令随营妇女操戈拒敌，表明随军家属与兵士一样受军法部勒，受将帅的严格控制与支配。在这样的环境中，妇女在必要时尚且须操戈拒敌，有战斗能力的男子继父兄为兵，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兵士家属随营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曹氏集团逐步建立了稳定的后方基地后，随营的将士家口移居地方。曹氏政权沿袭先秦以来的“保质”制度的精神1，将兵士家属聚居一处，集中管理2，作为人质严加控制。这一措施，1《三国志·魏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