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独一无二的谋略术,在郭嘉死后,也被善于学习的曹操玩了一手.后来当袁尚,袁熙二人投奔辽东时,曹操再次勒兵不前,停止追击,静候辽东太守公孙康将二人的首级送来.----也许罗贯中不相信曹操也会有这种谋略,也许他出于对郭嘉的敬意,结果在小说中,罗氏仍然以一回郭嘉遗计定辽东,将这个计谋算到了郭嘉头上.
有一段话经常被人提到,并以此作为郭嘉才智的明证.当曹操正为自己是否具备与袁绍对抗的能力而委决不下时,郭嘉口若悬河,滔滔汩汩地一连举出十条理由,以证明公有十胜,绍有十败.我曾多次对郭嘉这番陈辞犯过疑,我觉得正如孟子,贾谊的雄辩中往往藏着某种大而无当的内容一样,郭嘉的这段分析似乎也搀杂着不少水份,其中重复冗沓之处正亦不少.度胜,谋胜无甚区别,德胜,仁胜,明胜,文胜等,分类亦不甚科学,有凑数之嫌.按此段大话陈寿不载,见裴松之注引的《传子》一书.我的观点是:郭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若去除话中对袁绍的藐视,则其余种种均可见出传统儒士的迂阔诞夸习气,与郭嘉擅长的一针见血风格完全背道而驰.郭嘉并非不具备口若悬河之才,否则曹操也不会作出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的评价,但郭嘉的发言应该更具针对性才是,应该更为简洁,干练才是,他感兴趣的首先在于可操作性,在于其中智慧的含量,而不是侈言行动的理论依据.我们知道曹操之所以与郭嘉最谈得来(所谓惟奉孝最能知孤意),正在于两人有着相近的务实风格,试着感受一下曹操诗文的实在风格,(即使其中颇含哲理)不太可能得到曹操的激赏.
将曹操与他对手的关系看成战国时代秦与六国的格局,也许会有助于我们认清当时的形势.由于其余诸侯大多仅为割据之雄,他们习惯于偏安一隅,并无鲸吞四海之志.他们的用兵行动往往更像一种不够光明磊落的冷拳,只在有利可图之时实施偷袭,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战略意图.这样,独以六王毕,四海一为己任的曹操,便正可效连横之法,利用别路军事集团的弱视短见,予以各个击破.事实上曹操曾大打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张王牌,交错使用恐吓和安抚之法(如遣钟繇安抚西北,不断地给暂时无力顾及的人物封官许愿等),以便在中原集中优势兵力,对强敌逐一击溃.这与当年出函谷关的秦军,利用六国间的利害关系最终一统天下的做法,确也不无相似之处.这里,郭嘉对一个个敌手心理状态的准确判断,便常常成了曹操获胜的关键.
这个弱不禁风的青年,有着惊人的胆略.他的作战计划总是最大程度地追求效率,为此不惜将风险系数每次都置于高危点上,他对对手心理的揣摩已经到了神而化之的程度,以致我们难免会想:总不见得郭嘉正好算度到袁绍的爱子会在曹操进攻刘备时生出一屁股的疥疮,导致袁绍方寸大乱,从而放弃了一举击败曹操的绝佳时机?中外战争史上,恕我孤陋寡闻,我的确没有看到这种先例,而郭嘉竟屡试不爽,曹操竟言听计从.
--------------------------------------------
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但我们可依据对所谓魏晋风度的一般理解,想象他有一种风神俊朗的气度,一条清瘦的身影,和一双波光粼粼的眼睛.如果他也有抟丹服药的习性,我们也可假设他穿着一件非常宽敞的大袍,假设他经常衣冠不整,服装像孔乙己那样可以连穿一季而不换,虽然,据鲁迅先生的意见,魏晋人的服药习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丹药),始于稍后何晏先生的提倡.郭嘉的出生地颍川(今河南登封,宝丰一带),虽然战乱频仍,但同时也是三国时期最大的人才库,当时为各路英豪出谋划策的谋士,十之六七倒出于此地.躬逢其盛,浸染其中,我们自可想象他那逸兴遄飞的求学环境.然而弱冠之年,郭嘉即已养成不与俗接的清高脾性,和后来的诸葛亮一样,他好像也更热衷于当一个向社会大翻白眼的隐士,除了二三知己或个别慧眼独具的高明人物(如曹操手下最具总理之才的谋士荀彧),人们对他的了解非常有限,他当隐士的年龄看来比诸葛亮还要年轻些.在他二十一岁左右的时候,也许拗不过几位游学同年的坚邀,郭嘉一度也曾在袁绍的宫墙里出入过几天,仅仅几天的时间,他便对袁绍(包括他那几个不成器的儿子)看得一清二楚.他离开得非常坚决,顺便扔下这样几句把袁绍看到骨子里的判语,供袁绍手下那两个著名谋士辛评,郭图参考: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如此时光荏苒,又过了四五年,在高贵,儒雅的荀彧的推荐下,郭嘉来到了曹操面前.两人立刻一见如故地攀谈起来.在这位小自己十六岁的天才青年面前,曹操与后来刘备在小自己二十岁的诸葛亮面前一样,顿生一股如鱼得水的欣悦感.曹操性格中最为人称道的通脱和不拘成见,眼前这位小老弟竟也表现得那么充分.他的思维里有一种1000年后才为中国士大夫中的精英逐渐把握的禅宗式的能力,能够在纷扰繁冗的万机中一举把握要害.曹操与郭嘉初次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