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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3章湘黔事变（上）
湖南的局势相当严重。
“戊申革命”爆发后，湖南是继湖北之后第二个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省份，“建国战争”中又积极配合共和军西征四川，为革命事业鞍前马后，立下汗马功劳，虽比不得湖北这个革命的“策源地”，但南方革命各省中也算是翘楚了。
但和湖北比较起来，湖南的革命基础是相当脆弱的，因为那根本就是一个军绅政权，由革命军人和当地缙绅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
说起湖南，除了大米、鞭炮这些土特产之外，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湖南的绅权。
湖南的绅权崛起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曾国藩就任团练大臣以及湘军的组建，几乎从那时起，湖南的缙绅集团就拥有了生杀大权，曾国藩一手创建的审判局就是缙绅们手中便利的杀人工具，死这把刀下的湖南农民、游民不计其数，而被当做炮灰送上前线与太平军厮杀的农民人数也相当可观，可以说，湖南乡绅将“以民御民”的统治技巧做到了极致，若不是清廷统治者“以臣制臣”的手段高明的话，恐怕取代清朝的就不会是革命党人了。
湖南的绅权并未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而结束，十多年的战争状态已使缙绅们攫取了全部地方政务，湖南，“缙绅”已经不是一个名词概念，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统治文化，这里，所有的事务都离不开缙绅集团，从赋税的征收到胥吏的任免，从政的推行到宗族的纠纷调解，都能够看到缙绅集团的影子，就连堂堂湖南巡抚也必须借助缙绅力量才能维持权威，缙绅对于湖南封疆大吏的影响也远比其它省份强烈，当年“戊戌变法”时湖南之所以走维前列，与此不无关系。
虽然古代中国讲究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士大夫们希望皇权至县为止，县以下的乡村应该完全交给缙绅们管理，但是这仅仅只是理想状态，王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君权始终压制着绅权，只有当乱世到来的时候，才是绅权蚕食君权的时候。
清末的湖南就真正做到了“君臣共治”，这里，绅权就是缩小了的君权，而君权也通常被缙绅们看做是放大了的绅权，这里，往往缙绅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当地草民的生死荣辱。
这样一个省份进行革命，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极高超的技巧，稍有不慎就会惹火烧身，而这，也正是为什么赵北没有第一时间吞并湖南的原因之一。
绅权的无限扩大，必然导致小民权利的无限缩小，湖南之所以成为会党势力盛的省份，与这种绅权的狂暴不无关系，草民对抗强权的唯一武器就是会党。不过，由于缙绅集团掌握了全部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要想依靠一群草民组织的会党翻身，基本上是做梦，而且，不少有眼光的缙绅出于利益考虑，拉拢官府的同时也与革命势力眉来眼去，将自己打扮成“开明”绅士，这种伎俩很能迷惑一部分革命者。
清末政之后，大批湖南乡绅投身实业，造就了一批兴力量，这些人就是“立宪派”，他们是绅权进一步蚕食君权的结果，这些人希望从皇室手里分享多权力，所以，从表面来看他们是革命的天然盟友，但是，他们骨子里是反对暴力革命的，他们看好的国体是君主立宪，准确的讲是“缙绅立宪”，对他们来说，过于暴力的革命就意味着他们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作为革命大时代的一员，湖南就是这个时代顽固的守旧派堡垒，要想攻克这个堡垒，不是几万人枪、几十门大炮就可以奏功的。
共进会恰恰是这个问题上犯了短视的错误，所以，湖南乱套了。
作为湖北的南方屏障，湖南一直是赵北关注的重点方向，虽然他以前并不打算短期内直接介入湖南事务，但是他也不止一次提醒过共进会的领导层注意湖南缙绅动向，可偏偏有人把他的善意提醒当作了耳旁风，结果导致湖南革命形势骤然一变，并牵连贵州发生政变。
贵州政变是两天前发生的，驻扎省城贵阳的黔军因为闹饷而哗变，聚攻军政府和都督府，共进会方面的贵州都督焦达峰被杀，副都督钟玉山下落不明，共进会嫡系部队“革命联军”连遭黔军伏击，损失惨重，已退往湘黔边界，现的贵州军政府已落入立宪派手中，省内倾向南方革命党的军政要员要么被杀，要么落荒而逃，几乎一夜工夫，象征革命的十八星红旗就贵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耆老会”政府。
湖南的乱局要早于贵州，由于共进会主力部队南征云南，省垣兵力空虚，贵阳兵变前一天，长沙城外的原清军巡防营数千人同时哗变，随即拖炮进攻长沙，与驻扎城内的共进会嫡系部队激烈交火，战斗持续了一天，共进会虽有会党武装协助，但因火药库被内奸炸毁，弹药全失，终只能放弃长沙，分兵两路，一路往南退守醴陵，一路往北撤向湘阴，同时派人向驻守湘北岳州的共和军第五师求援。
共和军第五师师长是吴振汉，虽然他是共和军副总司令，但作为客军统帅，他没有权力直接调兵干涉湖南省政，只能再向总司令赵北拍发电报，将湘变详细经过禀明，请示处置办法。
赵北的回电很简单：固守岳州，等候命令。
吴振汉不敢怠慢，立即下令第五师进入战备状态，岳州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