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也“禁工商不得乘马”，“工商杂色之流”，“必不可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明清两代也均有抑商或贱商之政。
朱元璋本人就具有强烈的“重农抑商”情结，他建立明王朝之后，即严禁农人弃耕从商，商人外出经商，必须领取官府颁的路引，否则按游民处置，“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商贩被与仆役、倡优、贱民同列。
清代的雍正也深具“重农抑商”思想，他说，“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所以应当劝农抑商。
唯独此时的宋朝可能是一个例外，宋朝商人受歧视的程度最低，当然，不是说全无歧视，但总的来说，商业环境最为宽松。
例如宋朝立国之初，就颁了一系列“恤商”法令，宽待商人，鼓励商业，如太祖诏令：“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又如太宗诏令：“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也就是细碎交易不得收税，并严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官吏如果“滞留（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
“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的禁令也被突破，“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
在宋朝一部分商法的制订过程中，商人还被政府邀为座上宾，参与修法。
北宋太宗朝，陈恕为三司使，相当于国家改委主任，他在制订茶法时，就邀请了茶商数十人协商讨论、“各条利害”。
当时的争论很激烈，茶商提出的方案，是茶的商业利益尽归商人，商人“取利太深”；官方的方案是国家专营茶叶，利归官府，商人“灭裂无取”。
最后朝廷采纳了折中的方案“公私皆济”，换言之，即朝廷吸收了商人的意见。
国家在立法过程中不但给予商人表达利益的渠道，制订出来的法律也照顾了商人的利益，这在其他王朝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宋代也因此成了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商业的浪潮席卷整个宋朝国境，说“全民皆商”或有些夸大，但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加入经商的行列，则是毫无疑问的。
像是宋人就非常有投资意识，比之现代社会都不遑多让，“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
所谓“舟舡往来兴贩”，是指长途贩运业，“解质”是放贷，“停塌”，是仓储业，总之有闲钱就拿出来投资，而不会放着存钱庄。
北宋官员苏舜钦被罢官后，说“今得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学教后生、作商贾于世，必未至饿死。”
以前说古代的读书人只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途，但在宋代，读书人不当官也不会饿死，经商也是光明正大的职业。
宋代的读书人也不以经商为耻，只以习武为耻，洪迈《夷坚志》记载，宋徽宗时，“吴兴士子六人，入京师赴省试，共买纱一百匹，一仆负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宋徽宗时期，吴兴县书生六人，进京参加省考，共同买纱一百匹，让一个仆人背着它，准备去京城卖掉。
可见商业头脑十分达，一边去考试，一边还不忘做生意，反正怎么都不会白跑一趟。
乃至于女性经商在宋代也不少见，像是那时有一种叫做“宋五嫂鱼羹”的名小吃，其创始人便是一位女性，叫宋五嫂，原来是“汴京酒家妇，善作鱼羹”。
在宋室南渡后，南下“侨寓苏堤”，因为手艺很好，“人竞市之，遂成富媪”。
此外宋代设有专管征收商税的税务官，叫做“栏头”，由于男性“栏头”对女性收税多有不便，所以还出现了“女栏头”，从这里也可看出宋代经商女性之常见。
要知道在古代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女人成婚后，更是不能独自出门，若非要出门，必须得长辈或者丈夫陪同，但只有宋朝最开始打破了这一惯例，所以才有了水浒传里林冲娘子受辱一事。
所以在商业浪潮的冲击之下，以前作为权力中心存在、似乎庄严不可侵犯的衙门，也被商民租来做生意，如南陵县的一名市民，“就邑治大门之内开酒店”；台州州衙“仪门之两庑”也是出租给商户做生意，“僦为贾久矣”。
因此你能想象一边看着打官司，一手拿着从旁边买来的鸡腿火热开吃的情景吗？
也正是得益于正在兴起的城市商品经济，宋代产生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大商人。
像是北宋“都城之内，大商富贾，坐列贩卖，积贮倍息，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穑之艰难，而粱肉常馀，乘坚策肥，履丝曳彩，羞具、屋室过于侯王。”
这些大商人凭借资本的力量，正在染指更高的社会地位，在一些地方，富商甚至都跟地方官员可平起平坐。
如仁宗朝时，有个叫做苏缄的官员，调到广州南海当主簿，苏缄现当地从事外贸的商人“皆豪家大姓，习以客礼见主者”。
一日苏缄受上级委派，查验一樊姓大商人的货物，“樊氏辄升阶就席”，在当时，这是失礼的，所以苏缄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