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六年1441年五月，英宗正式批准朱鉴的奏请，下令在南京、北京各办一所武学，立武学学规。
少年英宗慨然有鞭挞四方之志，思慕太祖、成祖的伟烈雄风，听说瓦剌犯边，便轻启亲征之举，结果在土木堡被俘，武举之立也因之搁浅。
到了天顺八年1464年，也就是大明朝建立后的第九十六个年头，英宗病逝，宪宗即位。
宪宗深以“土木之变”为耻辱，而西北边防也已成为了明王朝的心腹之患。
再者，武职世袭弊窦丛生，八股取士又难录得全才，于是，于该年十月批准公布了明朝第一部武举法。
也就是说，天顺八年为明朝武举的起始年。
不过，从宪宗实录的记载来看，天顺八年武举虽已开科，但无一人应试。
究其原因，是明王朝过于重视文化轻视武学，社会上形成了浓重的“右文左武”风气，人们都以文举为正途，以考中进士为荣耀，不屑于武学和参加武举科考。
明人吴骞辑在东江遗事中写东江镇帅毛文龙在万历年间参加武举时，还提到：“明俗轻武人，乡有习武者，目为兵，不齿于所亲。”
按照查继佐罪惟录卷十八科举志上的说法，由于明代士兵的户籍为军籍，和普通民籍有别，且犯罪的人就被罚去当兵，这使得军职人员社会地位低下，从而影响到了武举发展。
很多世家大姓不以子孙中武举为荣，反以为耻，认为这是自轻自贱，污损先祖这做法。
经过从天顺八年1464年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近四十年的发展，武科考试程序与项目算是初步完善，但武举考试却经常中断，规模并不是很大。
嘉靖年间的武举录记：成化年间的武举录取名额，不过二名到七名左右弘治年间的武举录取名额，不过十五名到三十名左右。
明朝武举制度的成熟阶，是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的四十年间。
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明武宗诏令武科考试结束，自己将在是府赐宴武举人，该宴就赐宴中府，称“会武宴”，此举，开明代武举赐宴的先河。
正德三年1508年，明朝兵部出台了武举条格，进一步完善了武举法。
武举制度也发展成了乡试、会试两级考试制度。
像是前文说过的，武宗朝的武举人许泰，是大明朝现有史料可考的武举人中，官职最高左都督的一个，也是唯一被皇帝收为义子、唯一被赐国姓朱、唯一被封爵安边伯，永定伯的一个。
明武宗朱厚照重视武学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至崇祯四年1631年是武科发展又迈了一个大台阶。
嘉靖年间“倭患”大炽，时代呼唤名将，这个背景下，武举人俞大猷在抗倭战争中脱颖而出。
俞大猷是嘉靖十四年的武举人，武功高强，曾到少林寺踢馆，横扫少林寺僧众。
在抗倭战场上，俞大猷手刃倭寇无数，明史称“老成宿将以俞大猷称首。”
此外，朱先、郭周、张景安、朱平、姚清等抗倭英雄都是从武科场上走出来的杰出人材。
到了万历后期，辽东女真兴起，在辽东战场上，同样涌现出了许多武举出身的英雄人物。
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浑河血战中壮烈殉国的童仲揆。
该战，童仲揆和抗倭名将戚继光的侄子戚金带领三千浙兵以鸳鸯阵式对抗四万后金骑兵，从中午苦战到黄昏，最后仅剩下几十人。
童仲揆两臂有千钧之力，身负万夫不当之勇，本来是有能力杀出一条血路逃生的，但他和戚金抱定了以身报国的信念，力尽矢竭，手杀十七人，最后死于后金兵的乱箭之下。
清人称此战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明人则称此战：“至今凛凛有生气。”
另一个名叫张神武的武举人表现也可歌可泣。
当张神武听说辽阳有急，便带领二百四十余亲丁驰赴辽阳。
到了广宁，巡抚薛国用告诉他，辽阳已失，不必再去。
张神武却不顾劝阻，慨然而往，薛国用对他说：“凭你这两百人能够歼灭敌吗？”
张神武答：“不能，只能死战！”
就这样，张神武与他手下的二百四十名勇士在辽阳城外与后金骑兵浴血恶战，尽殁于阵。
登莱总兵张可大也是武举出身，孔有德叛明降清，张可大力战失败，亲手杀死全家老小，自己投缳自尽。
国难思良将，家贫想贤妻，崇祯四年1631年，求贤若渴的崇祯皇帝“锐意重武”，正式出台了明朝武举的殿试。
至此，明朝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武举乡试、会试、殿试考试体系，与文科举并重。
崇祯皇帝亲执殿试，钦定能使重100斤大刀的王来聘为武状元，授副总兵之职。
王来聘，也就成为了明朝一百八十年武举科第一位武状元。
受命副总兵之时，王来聘感动得泣不成声，说：“皇上如此重视武人，就是希望我等效命疆场。我等不捐躯杀贼，何以报答皇上隆恩？！”
孔有德涂炭登州之时，王来聘率先登城，不幸中箭，壮烈牺牲。
可惜，明朝的武举制度虽然已走上了巅峰，但明朝的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
像是崇祯十四年，崇祯皇帝下诏开“奇谋异勇科”。
可诏虽下，却无应考者，崇祯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