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些都还不足以说明宋朝的富硕的话，那么还例如，“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美)
上述这段话，是出自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所说。
显而易见，这位经济学家在肯定“宋富”的同时，也大大低估了宋朝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因为当时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贫穷落后的野蛮与黑暗中摸索，连欧洲也不例外。
还是那个老例子，那就是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城里一个看城门的士兵。
近年来更有人通过黄金价格折算，计算出北宋的人均gdp达2280美元。
这一数据即便是放在今天来衡量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虽然这样的计算并不科学，但是史学界公认的看法是，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50％以上，最高达80％。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其他地方最好水平至少富裕一倍!
宋朝的富裕首先表现在朝廷的岁入(年财政收入)上。
像是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宋朝经过100年的发展，岁入为1．1613亿贯，神宗变法后最高达1．6亿贯，大约为盛唐的7倍，按照银钱的一般兑换率1贯折合一两白银计算，约合白银1．6亿两(考虑到有宋代铜钱一直紧俏短缺的因素，所以这一数值还可能被大大低估)!
即便就是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亿贯。
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呢?
金庸先生在《袁崇焕评传》中列举了明朝万历年间的一组数据，兹录如下：张居正改革后的万历28年(1600)年，岁入400万两。
明末天下大乱，明政府为抵御后金和剿灭农民起义军，先后加派辽、练、剿“三饷”，横征暴敛，每年也仅得1000万两左右。
这时距南宋灭亡已300多年，明朝在国土面积远大于宋朝的情况下，年财政收入连北宋的1／10都不到!
清朝比明朝略好些，顺治7年(1650年)岁入1485万两，200年后的咸丰年间，约为3000万-4000万两。
而此时中国人口已近4亿，超过北宋2—3倍。
直到清朝灭亡前那有限的几年里，在改变征收体制、计算方法和一系列外因的作用下，国家岁入才勉强达到宋朝的水平。
而且如前文所说，支持宋朝庞大财政收入的不是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相反，史学界都认为，宋人的生活水平相当高。
即便在被那个不成器的宋徽宗胡天胡地折腾了20多年后的北宋末期，真正因为生活不下去而造反的人也很少。
试看《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有几个是因为饥寒交迫才落草的?
宋朝的财政收入高，是基于宋朝发达的经济，特别是繁荣的商业(另章详述---笔者注)。以熙宁10年(1077)为例，北宋税赋总收入为7070万贯(不含左藏库、封桩库)，其中农业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宋朝堪称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国家!
宋代经济的发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农业飞跃。宋初因多年战乱，土地荒芜严重。经过宋朝“休养生息”政策的调整，宋代农田开垦大量增加。
太祖开宝九年(976)垦田295万顷，到真宗天僖五年(1021)达到524万顷(据《文献通考》)，而且这还仅仅是按租赋得出的田亩数，其他“不出租赋的田亩有十之六七”(《会计录》)。
意味深长的是，宋朝统治者对隐瞒的田亩基本上是睁只眼，闭只眼，象征性的查了几次都是不了了之。
宋代农民以其独特智慧开垦圩田、山田、淤田、沙田、葑田等，并大量推广优良稻种、小麦、粟、黍、豆、茶叶、棉花、
甘蔗等，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实现了，“一季两熟”，产量大为提高，每亩产量2石左右。
两浙路最高，苏州一般年成每亩就可产米2-3石。
而唐代亩产仅1．5石，汉代仅1石左右。
生产分工趋细，出现了专门的桑农、茶农、棉农。
南宋后期，棉花种植从两广、福建推广到长江流域，时有“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之说。宋代奖励农耕，兴修水利，
积极推广新式农具，踏犁、秧马、水车、弯锄、铁耙等大量运用，极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其次采冶业发达。
北宋初．全国共有矿冶201处，英宗时增加到271处。
史书上零星和不完全的记载表明，宋朝采冶业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到了仁宗皇佑时，每年得金15000多两，银21．9万多两，铜510多万斤，铁724万斤。
韶州岑水场，仁宗时开发铸钱，有工匠10多万人，规模之大，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巨无霸”企业。
铸钱需用铅锡，于是产业链向下延伸，仁宗时年产铅9万多斤，锡33万斤。
英宗时铅产量激增200万斤，铁锡增产100多万斤。
神宗时，年产铜1400多万斤，铅919万斤，锡232万斤。
今天的研究表明，宋朝钢铁产量年均为15万吨。
而英国在工业革命开始时的1788年年产钢铁不过才7.6万吨。
以及纺织业兴旺。
纺织业在宋代得到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