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良并没有让我等太久。第二天下午就给了我消息。和燕婉吃饭的时间定在了下周三的晚上，地点定在了时良公司附近的小南国。说来有点好笑，要在一起吃饭的三个人，一个东北人，一个山西人，一个北京人，明明是三个北方人，第一次吃饭竟然约在了一家上海菜馆。当我笑着跟时良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时良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婉儿的外婆是上海人，她从小住在外婆家，习惯吃上海菜。”
“原来如此。”我恍然，心里却没来由的发酸，嘴上便不饶人“够体贴的呀。”
“那是当然。”时良并不理会我的揶揄，一副公事公办的冷漠表情“若要取之，必先予之。”
我无言。作为朋友，我知道无论他做怎样的决定我都应该无条件的支持他，站在他一边。可作为一个有着正常三观的社会人，我真的很难认同他的所作所为。所以，保持沉默或许是我此时此刻最好的方式。
时良并没有理会我的沉默，简单的嘱咐了我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便匆匆离去——他要去和燕婉约会。
看着时良匆匆离开的背影，我有些恍惚。苏佳明和他的小女朋友已经同居数月了，时良要介绍他的未婚妻给我认识，就要结婚了。而我却只能和另一个女生共同蜗居在北京西南三环的这个四十平米的小屋里，看不见未来，甚至看不清前路。北京这么大，却连真正属于我的一席之地都没有。正胡思乱想中，一条微信打乱了我的思绪，竟然是时良：忘了跟你说，周三吃饭务必穿得正式一些，记得化妆。切记切记，感谢感谢。
我并没有回复。只是下意识的猜测在这条甚至有些莫名其妙的消息背后，时良真正的想法究竟是什么呢。想着想着，我竟有些糊涂了。可是时良，他是清醒的吗？他真的明白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吗？用自己的青春，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去换一个并不能由自己完全掌控的可能性，真的值得吗？脑海中不由自主的浮现出一些画面——那日苏佳明又加班，我便和时良一起去看电影。那是一部由郭富城主演的文艺片，片名叫做“浮城大亨”。郭富城饰演的男主周折盘桓于结于微时的发妻与在事业上襄助他飞黄腾达的富家女之间，心里最爱的却是很早就死于海难的邻家小妹。
影片的结尾，男主角最终忍受不住灵魂的谴责，回归家庭。当时时良看了便无限唏嘘：如果我是他，我会和发妻离婚，娶那个富家女。他看到我不以为然的表情，理直气壮的说道：“富家女可以帮他把他的事业冲锋到一个他不可企及的高度，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他自身的能力与价值。做为一个男人，有什么比事业的攀峰更重要的呢？”
“那他的发妻怎么办？两个孩子怎么办？他的发妻一辈子只有他，他是她唯一的指望与寄托。”我不可思议的看着时良，那是第一次，我觉得眼前的人是那样的陌生，也是第一次隐隐地感觉到了这个男人天性中的凉薄。
其实刚认识时良的时候他并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他才十九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岁。那时的他很喜欢打篮球，是系篮球队的主力。每当下午没课的时候，总是能轻易的在校篮球馆里找到他。球场上的他很有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领袖风范。那时的他是很多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她们成群结队的过来为他加油，为的只是能够见他一面。哪怕明知他已经是别人的男朋友。而我总是陪着他当时的女朋友安静的坐在一旁的看台上，常常一坐就是一个下午。看着场上的他运筹帷幄打赢了比赛的样子，心里也总是会有着模模糊糊的欢喜。
赛场下的他则显得平易近人了许多。那时大学生出门的交通工具还多以自行车和公交车为主。时良家却早早的就给他买了车。虽然是很低调的牌子，但已足够引起同学们的艳羡。时良总是很愿意捎上顺路的同学一道出门，亦或是返校。每到考试的时候，他也总会很‘自觉’的把早早答好的卷子摆好角度。大学四年，我和苏佳明硬是靠着坐在时良身边的便利，拿全了七次期末考试的奖学金。那时的他很温暖，面对别人来寻求帮助，只要他能办到，几乎来者不拒。一度惹得他那一向乖顺听话的女朋友都忍不住的抱怨，说他是烂好人。然而我知道，时良并不是。他只是热心。聪明如他，当然能轻易分辨出那些人是真的需要他的帮助，哪些人则是对他别有所图。对于那些人，他当然知道在他们第二次向他寻求帮助的时候该如何礼貌而不失客套的婉拒。他说：毕竟大家都是同学，又都没有不好的心思，没有必要弄得别人不好下台。那时的时良，干净明澈，意气风发。
时良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似乎自从他来了北京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再加上这些年的潜移默化——我也说不清。但唯一让我感觉到欣慰的是：无论时良对别人是怎样的，他对我始终保留着一颗真诚的赤子之心。在我的心中，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他都依然是当年的那个顾盼神飞的翩翩少年。
时间很快的来到了周三。经不住时良再三的软磨硬泡，北京时间十八点整，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整整半个小时，盛装打扮后的我到达了时良提前订好的包间。十分钟后，时良出现。此时正是‘倒春寒’的阳春三月，时良却已早早的换上了单衣。西装外套被他脱下来随意的搭在胳膊上。他今天穿了一件利落的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