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做法后来为孟子所仿效。孟子曾在某国作为客人被邀请上朝，但他希望国王能给他以第一次召见的荣誉，因此托病不出。第二天，为表明这只是个借口，便在别处觐见国王。陪伴孟子的官员，夜里与孟子就孔子的上述行为，进行了一次长谈，但讨论只局限在礼节惯例方面，没有涉及到为方便而撒谎的道德问题，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思考过这一问题，现代的孔门弟子在给学生解释这一段时，也没有超出上面的讨论。
在保存典籍的本能方面，古代天朝人远远高出许多国家的当代人。他们历史虽然冗长；但包罗万象。很多西方学者似乎最推崇天朝的历史，言辞中常流露出过分的信任。维也纳大学教师基？辛格博士1788年7月在《天朝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有这样一段：“科学考据很早就认识到，并且越来越证明了天朝古典文献的历史真实性。”例如，最新一代中最广博的天朝研究者——瑞恰斯芬，在讨论天朝人性格中惊人的矛盾成分时，发现一方面他们在统计记录历史事件时，具有忠实精神和探索真理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和外交谈判中处处充满谎言与欺骗，此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精确地记录历史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按特定的顺序和比重叙述事件；二、根据一定的精神和动机分析。阐释事件。一些广泛地研究了天朝历史的人认为，从前者看，这些历史著作无疑大大地超出了撰写的时代；从后者看，它们绝没有辛格博士所认为的谨严。对不了解的事物，我们不发表意见，只是想让人们注意，一个民族沉溺于谎言，同时又能培养出尊重事实的史官，即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独一无二的。强烈的爱或恨扭曲其它国家的历史，在天朝，难道它们就不起作用吗？在世界其它地区发挥作用的因素难道在中国会失效吗？不仅儒家思想本身存在较大缺陷，而孔大圣人也不严格尊重史实。莱格博士并不紧盯着“圣人生平的暇疵”不放，而是重点研究孔子编篡《春秋》时处理历史材料的方式。这部著作记录了鲁国二百三十四年的历史，向后延续到孔子死后两年。下面一段引自莱格博士有关儒教的演讲，发表在他的多卷本《中国宗教》中：“孟子把《春秋》视为孔子最伟大的成就，说它的问世使乱臣贼子惧。作者自己也说过同样的话，并说世人因此了解他，也因此毁谤他。”但是当孔子谈到世人因此毁谤他时，不知他心里是否充满了疑虑。事实上，这部书不仅极为简约，而且含糊其辞，具有欺骗性。《春秋》问世后，不足百年，公羊便对之作了修正与补正，说《春秋》“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贤者讳”。我在《中国经典》第五卷中指出，“讳”包含三种含义——省略，掩盖和篡改。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我常常想快刀斩乱麻，干脆否认《春秋》的真诚性和真实性。但是孔子生活在他记录的那个时代，他把历史与自己的笔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一个外国学习者采用曲解的办法，使他看不到大圣人不尊重史实的缺点，中国的统治者和大多数学者可不会怜悯他，也不会同情他的苦恼。孔子及其弟子一直倡导真实性，但《春秋》使他们的同胞在可能损及帝国或圣人名誉的情况下，学会了掩盖真相。南槐瑾读到这里，点头不已。今天自己的老师是否给自己上了最生动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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