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队吃完粉条炖骨头猪血，周围大队的干部都跑来“取经”。
先寒暄、拉家常、攀交情，最后交代来意，“周队长，俺们能不能买或者换点粉条？”
不说有三队四队在前，周诚志也不可能卖，“仓库粮食都紧巴巴的，俺们余粮全卖给政府，现在一斤都木得多，当然不卖。”
还有人想磨，“老周，俺们不白要，俺们是买。”
“那你们自己回去下啊？磨粉面子，烧开水，下粉条，一点都不费劲。”周诚志就是不松口。
粮食是根本，不能随便退让。
那些人也没辙，要馋只能自己队做。
可说实在的，除了二队，甚至一队都浪费不少地瓜，更别说其他生产队。
地里都没少祸害地瓜，到现在还有一堆堆的冻地瓜呢，仓库里哪里有多余的地瓜干做粉条？
所以……只能馋着吧，谁让她们当时没尽可能地多往回收地瓜呢，当时一人多收几个，现在就能做好多粉条呢。
其实别说做粉条，很多大队现在就像三队四队似的，吃饱饭都是问题。
夏天刚成立食堂的时候，一个个都喊着“干不干，一天二斤半”，敞开肚皮大吃大喝，两三个月就把夏天的存粮吃了个底朝天。
之后男人大炼钢铁，女人秋收敷衍，收回来的粮食大半被粮站收走，留在仓库里的根本不足以支撑到来年夏收。
现在很多大队的食堂像二队那样吃饱是很好的，大部分已经不能保证社员顿顿吃饱。
有的大队食堂开始早晚稀饭，只有晌午吃俩窝窝头，就这样算计着也只能吃到春天之后怕是得向上级求救济粮了。
更何况还有贾家沟那种，直接开始吃“淀粉”之类的东西。
现在很多人互相埋怨，男人怪女人们在家里偷懒，女人们怪男人们丢下家里不管,结果就更加不肯劳动,一个个抄着手、排成行、站在墙根、晒太阳!
这种情况在三队四队表现得非常明显。
自从张根发让他们一天三顿喝红薯糊糊，这俩队都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只有吃饭的时候下来晒晒太阳，其他时间都在炕上躺着。
像先锋大队二队这样仓库里囤满粮食的，真是少见！
二队下了粉条，敞开肚皮吃一顿，剩下的粉条还要好好收着，精打细算着吃。
他们杀猪、下粉条，已经很惹人眼红，闹得三队四队天天哇哇叫,之后直到过年都要低调一些才行。
毕竟差不多要七八斤地瓜才出一斤粉条，加上人工、柴火，成本并不低。
供销社的粉条都要卖到一块左右一斤，还是偶尔才有货。
生产队的粉条一般自产自用，很少卖给供销社，毕竟收购价格低得可怜，成本都拿不回来。
如果自己去城里倒卖粉条，一斤至少可以卖一块六，在这个一毛钱就能买一斤麦子的时候，一块六已经很值钱。不过就算贵也轻易没人敢倒卖，要么没有那个胆子，要么没有那个能力，要么没有货可倒卖。
现在不是个人，都归生产队，被抓着不是说挖社会主义墙角就是说队长投机倒把。
像周明愈和莫茹这样运气好、有路子有货，有胆量有能力，并不是那么好找的。更何况他们还有最大的底牌——空间，真要是有人来抓，往空间里一收，别人拿不到证据那也没辙。
这一场由饺子、粉条引起的风波就那么过去，因为没有发生破坏性的冲突，所以寒风扫落叶一样没留下什么痕迹。
转眼进了腊月，公社下达通知，定于腊月十一开公社年终指导大会，要求此前各大队都要算出各自的工分值。
公社指导大会以后，各生产队就要进行年终总结、分红。
所以很多生产队一进腊月就开始进行工分年终结算，先算工分值，再算社员们的收入。
工分值就是一个生产队一天十工分的价值，去年二队是五毛。
红旗公社是两个乡镇合并，一共有几十个大队，这个工分值在全公社也属于前十的。
最好的是双沟乡大队，有六毛二，其他大队基本都在两毛到五毛之间，不过也有一些少的，甚至还有几分钱的工分值。
工分值就是一个生产队的活招牌，如果工分值高，就是先进，社员们有面子，别人都高看一眼。
尤其相亲的时候，如果一个生产队工分值高，小伙子好娶媳妇，大闺女也好找婆家。
如果工分值低，提起来就说是懒汉队，大家都不爱结亲。
所以社员们都非常看重这个。
今年因为大炼钢铁，秋收不到位，很多大队传来消息工分值都跌了。
甚至双沟乡大队今年也只有六毛，比去年跌了两分，这还是官方数据，实际可能低于六毛。
先锋大队的社员们也按捺不住，都纷纷打探什么时候进行年底结算。
周诚志却没什么动静，其他三个队也都盯着他，他不结算他们也不张罗。
初七下了一场大雪，天地一片银装素裹，屋顶、墙头、田地都笼在白茫茫的雪被底下，可惜少了树冠的点缀，光秃秃的没了秀气。
周诚仁陪着周诚志在村外麦田里东看西看，看得周诚志一团火气。
“真是个嘲巴，不会种地还瞎指挥，看他们来年吃什么。”
这个季节麦苗本身已经长得厚如地毯，盖上一层白雪，可以说是瑞雪兆丰年，欢喜着呢。可三队四队那两亩试验田，麦面厚的根本没法长，简直就是瞎折腾，浪费了上千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