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历史学家向达考证，龟兹琵琶七调起源于印度北宗音乐。龟兹乐娑陀力（宫声）来自印度北宗音乐的shadja，般赡调（羽声）来自印度北宗音乐的p调。龟兹音乐传入中国，在唐代演变成为唐代佛曲。
龟兹人苏祗婆、白明达两位著名的音乐大师，把龟兹乐传入中原，作为隋唐九部乐之一，深受中原帝王和广大民众的喜爱。隋唐宫制的10部乐曲中就有《龟兹》乐部。后龟兹乐器、乐曲和舞蹈传到朝鲜、日本、越南、印度、缅甸等国。高丽乐器有14种，其中弹筝、笙、筚篥等就是由中国传去的，筚篥源于龟兹，在朝鲜至今仍然还在流行，已达千余年。日本乐曲大曲和中曲中的《春莺啭》、《感皇恩》、《苏莫遮》这些乐曲，都源自龟兹乐曲
龟兹文化涉及的乐器种类很多，有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筚篥、腰鼓、羯鼓、都昙鼓、铜拔、弹筝等十九种之多。龟兹乐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隋书》：舞曲《小天》、《疏勒盐》《旧唐书》：舞者四人，红摸额，绯祅，白布裤，帑乌皮鞋。新疆龟兹歌舞团代表中国民间艺术团赴欧洲参加国际民间艺术节，进行了近百场艺术演出，荣获”文化的使者”赞誉。大型乐舞《龟兹一千零一》，沿用龟兹地区流传久远的乐舞这一艺术表现形式，以龟兹地区石窟壁画中的故事与情节为主线，以多种文化在龟兹的碰撞融合为基础，在独特的龟兹”菱形格”中以”苏幕遮””胡腾舞””胡旋舞”等为表现内容，艺术地再现了龟兹文化的独特魅力。2007年10月，《龟兹一千零一》大型乐舞赴上海参加第八届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进一步提升新疆阿克苏龟兹故地的知名度。
《龟兹一千零一》这台大型乐舞的名字，其寓意着深刻的含义：相传在古代，一位工匠为了得到心爱的公主，按照国王的要求，在山崖上凿了999个窟，当他凿到第1000个窟时，累竭而死，公主闻讯赶来，看到心爱的人死了也哭竭而死。至今，这里还有一眼泪泉，滴滴水珠穿成线。根据这个美丽的传说命名的，大型乐舞《龟兹一千零一》，还寓意着千佛洞之外的一个“龟兹艺术之窟”，“龟兹乐舞之窟”
新疆阿克苏区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公元初年前后，印度佛教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东北部）、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并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传入龟兹。龟兹佛教以小乘为主，兼及大乘。公元3世纪中叶，龟兹佛教进入全盛时期，《晋书·四夷传》载：“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西晋以后，龟兹的佛教已经相当普及。唐贞观元年（627年）著名高僧玄奘到印度取经，在《大唐西域记》纪述屈支国（即龟兹）的佛教：“伽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
早在母系氏族社会的旧石器时期，龟兹人已能用石器、骨器制造必要的生产、生活用具，并且发明了弓箭。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到新石器时代的父系氏族社会后，畜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温宿县北部天山包孜东乡小库孜巴衣发现的岩画中，可以看到龟兹原始社会狩猎、放牧及兽类被追逐的生动画面。它位于龟兹天山北麓和静县哈尔莫敦乡察尔乎沟一号墓地，这里还出土了大量畜牧业用具、牲畜骨骼和大批装奶用的带流嘴的陶器，有一件残陶罐上绘有一只骆驼。由对这些距今3000～2000年左右的出土文物分析来看，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群以畜牧业为主，同时还兼营农业、狩猎和手工业。
在罗布泊以北库鲁克山兴地岩画上，便可以看到当时行猎及游牧业发展的盛况。其中一幅牧驼图上，刻绘有11只骆驼、一只山羊和两个牧驼人，另一幅骆驼驮运图上则刻绘有五只正在驮物的骆驼，另跟随一个骑驼人、一匹马及一条狗。说明自远古时期起，从罗布泊通向龟兹的大道上，骆驼就是龟兹人祖先的重要驮运工具，也暗示在龟兹，绿洲文明和游牧文明很早就发生了接触和融合。
东西融合的史前文化，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不同人种、不同血缘和不同人文地理背景的居民往往创造出不同类型的文化。细石器时代后的铜石并用时代，以船底形石核石器为代表，具备中原文化特征的细石器的“东方型文化”与以几何形石器为代表、具有中亚文化特征的石器文化，一齐进入龟兹地区，两种文化在这里融合，形成了古龟兹辉煌灿烂的史前文明。在龟兹古国境内，至今发现的铜石并用的遗址有四个：柯坪遗址、阿克苏城东遗址、喀喇玉尔衮遗址和库车县南郊的哈拉墩遗址。
龟兹国境内的天山和确勒塔格山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其矿带分布广、埋藏浅，极利开采，为早期铜矿开采和冶炼—也为青铜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克孜尔墓葬出土的铜器主要有铜斧、铜镜、铜勺、纺轮、锥、扣、项圈、耳环等小型生活用具和装饰物品。
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