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兰道：“你暂时别反对，听我的想法。每个社会阶段都有一些落伍者，比如在解放前，地主们日子肯定过得比贫民要好，解放后，地主们就被这个时代所淘汰，估计地主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戴上黑五类的标志，承受无尽的痛苦，还会波及到子女。在解放以后，国有企业工人的日子比农民要好过得多，还有就是户口，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就将数亿农民变成被城市人瞧不起的群体，以前一个城市户口要好几千甚至上万元。到九十年代，国有企业职工倒霉了，大范围下岗，往日的老大哥也神气不了。现在，城市户口不值钱了，反而是农村户口因为与土地联系起来，变得越来越有价值，特别是城郊的农村户口。我经常在想，下一步有可能是谁倒霉？”
侯卫东道：“现在很难出现某个职业或者行业全体倒霉的事情了。”
郭兰道：“我不清楚，也许吧。第二条是人生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每个家庭如果掉以轻心，不努力，说不定会出现温水煮青蛙的情况，不知不觉成为社会底层。比如我们家庭，以前长期处于大学里，大学成为保护我们的堡垒，我在社会上遇到挫折，下意识就想回到大学里面。在大学里固然很好，可是如果安于现状，也就有可能和社会脱节。当我母亲生病需要大量用钱时，我才发现往日的清高在金钱面前不堪一击。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十几年看似优雅的生活让我们有家庭失去了前进的动力，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更经不起风雨，这是没有危机意识的后果。”
（第八百八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