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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有死。每个人都是要死的。每个人从他出生那天起，就在不可避免的奔向死亡。一百年，三万天，过一天，少一天。谁都无法逃避这结局。所以才说人生苦短。意识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一辈子太短了，辛辛苦苦大半生，等快活明白了，发现日子也快到头了，不后悔才怪。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能重新来过，能再活五百年，可这是不可能的。”
笑得人不笑了，因为这段话足以使她们沉思。
我接着说：“为什么不用这有限的人生，做一些有趣的快乐的事？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
lily下意识地问：“什么事有价值和意义？”
“价值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同样一件东西，比如金子，在有些人看来价值连城，非常喜欢，宁愿花去大量时间乃至生命去换去。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跟粪土没有区别。前者被讥讽为守财奴，后者则成了名人雅士。”
“看来你应该属于后者，要做名士。你很有名士范儿呢。”lily笑道。
“名士？因为我留长发？别笑话我了，神经病范儿还差不多。为这我连工作都丢了。”
“啊？怎么回事？”
“本来我在合肥一家报社做编辑的，就是因为这头发越来越长，领导看不管老念经似的催我去剪掉，我才一怒之下辞了职。”当然，我并没有提及我辞职的另一个理由是去找苏哲颖，我无法忍受常人们的眼光：居然为了网恋的小姑娘放弃大好前程，这也太神经了。
“你为什么非留长发不可？”
“因为这是我的自由，我留长发又没碍别人什么事儿，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男人不能留长发，这是约定俗成的吧。只有流氓跟艺术家才留长发。”
“谬论。古代人都留长发又怎么了？”
“古代是古代，现代是现代，活在当代就的过当代的活法。”
“不过是一种多数人自然而然接受的生活方式。并不等于就具有神圣性，不可违反。以前的中国女人还都裹小脚呢，不裹小脚就被认为不正常，嫁不出去。现代的阿拉伯一些国家女人出门还都得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如果不是为了看路，恐怕连眼睛都要蒙起来。这在当时当地的人看来都是正常的，可是真的就那么不容更改吗？”
“你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可以商量可以选择的？”
“当然。因为一切价值和意义对不同的人而言各不相同，无法统一认识，那么只有一样东西可以确定无疑是值得追求的，那就是幸福快乐。”
“什么是快乐？”
“这是不言自明的，爽快，开心，谁都会感受得到。但什么是幸福，却没那么容易明确。对大多数人而言。幸福是出于比较。可以跟自己比，比如一个人以前过得很不幸，经常饿肚子受侮辱，一旦可以吃饱了不再受欺负，就会觉得是幸福。所以从饿死人不偿命的六零年大饥荒走过来的老人们，都会说现在的日子是一天一个年过，是幸福的天堂。也可以是跟别人比，比如一个骑自行车骑得很累的人，看到有小轿车从身边超过去，就会怨恨的想着自己是多么不幸，而一旦看见旁边自己轻易超越的步行的人。又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多数庸众的幸福感不外乎都来自这两个方面。”
lily若有所思：“所以，幸福就是意识到自己过得很好。”
我继续道：“每个人都有权利使自己过得更好，变得更好。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自由。但自由有边界，就是，你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侵犯，伤害。凌辱别人，哪怕能使你再快乐，也是不可取的。反之，只要不妨害到别人，那么一切行为都是可以的。都应该容忍。都不应该强行禁止，更不关法律和政府什么事儿。”
“照你这么说，mài_yín嫖娼也不该禁止了，因为根本没有人在这种行为中受到伤害。”旁边站着的一个中年男子发话了。
我严肃地看了看他，怕他又不良企图，比如是个暗探什么的，会因为我在公众场合发表不当言论而将我逮捕，但看着不像。
“理论上说，是这样的。”我点头说，“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越是发达的国家，文明程度越高的国家，对这个问题越放得开。mài_yín嫖娼和情人通奸，这是一夫一妻制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补充。你要是真禁绝了这两条，这个社会必然不安稳。只有那些落后蒙蔽的封建残余较重的国家，才会立法禁止这两条。阿拉伯一些国家对通奸者还会用石头砸死，这不是文明，是野蛮。”
我说这番话时，对面的三个姑娘个个脸颊翻红，更不好意思开口插话。
“好家伙，你这大学都读了什么啊？怎么能说出这些大逆不道的话？”
另一个中年妇女实在忍不住了，义正词严地责怪起我来。
“别激动。”我陪笑道，“只要稍微动点脑子想想就知道，这事儿根本没有受害者，双方你情我愿，都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获得了快乐，实在没必要禁止。”
“那国家为什么要立法禁止？警察为啥要扫黄抓嫖？”
“还不都是为了利益。”我叹道，“其实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政府是纳税人养活的，实质上警察对mài_yín嫖娼者得罚款，就相当于是税收。只不过这个社会文明程度不够，还要挂着封建社会的牌坊，把人搞臭，甚至关进大牢，为的是能尽可能多地捞钱，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