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分账虽然麻烦，但对内地来说，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容易把香港那些见风使舵的墙头草死死的绑在内地，这对宣传第一，赚钱第二的政府来说，诱惑力比买片花要大的多。
因此沈冲觉得，如果香港电影能进入内地放映，票房分账模式，还是颇有竞争力的，不过这件事的最终结果如何，不是他可以左右的，能做的，也只是用心写好报告，尽力鼓吹票房分账，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反正在改革开放之初，任何事情，只要努力去做，都有可能发生。
比如1985年，就有一份名叫的报纸在广东成立，港资控股超过70c堂而皇之的在全国发行，销量70多万，风头甚至盖过了南方第一大报，成为很多机关单位最受欢迎的报纸，这在后世，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只不过这份报纸时运不济，在1994年，先被猪一样的香港队友拖累，接着又被同城道友牵连，撑了九年之后，最终还是寿终正寝了，从那以后，内地再无外资控股的报纸媒体。（注1）
……
沈冲在招待所呆了一天，第二天下午，又被电影局召了过去。
他在北京电影学院演讲内容，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北京电影圈里流传，让的热度急剧飙升，拷贝从中南海出来，刚送到北影学院，还没来得及再放，就被北京电影制片厂以“借鉴香港先进拍摄技术”的名义借走了，北影厂放了一天，电影局又以“参考海外成熟的合作制片模式”为由拿走了……
说实话，这有远超沈冲的预料，他把带到北京，其最初目的，就好像暴发户买了世界名画，到处显摆一样，用来妆点自己品位而已。
胡金铨是公认的武侠电影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在他之前，武侠电影是胡打乱斗的街头把戏，在他之后，武侠电影登堂入室，自成一派，成为世界影坛独特的一个电影类型。
他和李翰祥，楚原，张彻一起，并称香港六七十年代的“四大名导”，其余几人，作品数量数以十计，票房累计数以千万，而胡金铨寥寥数部作品，单片最高票房不超过300万，却能和他们并驾齐驱，颇有几分“孤篇横绝，竟成大家”的风范，可见其指导的电影质量，非同一般。
不仅如此，还曾有影评人说过，胡金铨在武侠电影上的地位，就如同金庸在武侠地位一样，自他之后，再无武侠。
虽然有过誉之嫌，但后世口碑上佳的武侠电影，无不笼罩在胡金铨的影子之下。
徐克视胡金铨为偶像，先是力邀他拍摄，闹翻之后，还自打耳光，又去翻拍他1967年的经典，可见胡金铨对他的影响之大。
以所谓的东方含蓄内敛情调著称，可无论镜头画面，还是节奏风格，处处和契合，李安在访谈中对胡金铨推崇备至。
还有那部女主怎么弄都不死的，张艺谋也自承向胡金铨致敬。
由此可见，胡金铨的大师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每部武侠电影，都是精品，是压片库的宝贝，所以沈冲不惜血本，购买了，不仅如此，他还打算把同样票房惨败的收入囊中，只不过急着来北京，没来得及下手而已。
然而这番小心思，在北京可谓是给瞎子抛媚眼——喜欢艺术价值的人，暂时还看不到它，而看过的观众，却更关心别的东西。
比如这次放映，在座的观众，大都是电影局的工作人员，他们更关心的，是去韩国拍摄的合作流程。
放映结束后，魏报国一个箭步走上台，满面红光的高声宣布：“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香港的专家，沈冲沈同志，为大家讲解的拍摄过程，大家欢迎！”
毕竟是行政机关，行动整齐，掌声虽然热烈，但非常克制，沈冲上台，鞠个躬，下面立刻鸦雀无声了。
“在坐的各位领导和各位专家，都是日理万机的大忙人，在此我也不多说客套话，浪费大家的时间。”沈冲仍然是不带稿纸，即兴演说：“我先介绍一下这部的导演胡金铨，他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武侠电影大师。1932年出生于北京，少年时代曾经在徐悲鸿创办的北平艺专旁听，1949年到香港之后，加入长城电影公司做美工，受过万古蟾和万籁鸣二位老前辈的指点，为日后的导演生涯奠定了艺术基础……他执导的荣获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的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技术委员会大奖’，成为首位获得国际认可的中国电影人……”
沈冲口若悬河，把胡金铨的生平简单介绍了一遍之后，又加了一句：“胡导演是一位非常爱国的艺术家，他曾经说过，在电影创作中，凡是不利于炎黄子孙，不利于严肃艺术者，若予接拍，虽得盈利，但无以为人。”
下面听众闻言，立刻鼓掌，还有人打破沉默，大声叫好。
胡金铨欠沈冲一个人情，又和张爱嘉关系匪浅——在拍摄的时候，他们两人以父子相称，可见关系之深。
因此胡金铨算是半个自己人，沈冲此时大说好话，是为未来做铺垫。
要知道中国合作制片公司1979年8月成立后，三年都没生意可做，直到1982年才和日本合作，拍了第一部电影，如果在这个空档期里，他搞个大投资，让胡金铨回内地拍摄，吃第一口螃蟹，这其中可捣鼓的地方，就太多了……
内地深受苏联电影思想的影响，奉行导演中心制，一部电影最受关注的就是导演，像徐枫、石隽、孙越等主演又都是台湾人，所以沈冲一笔带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