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共产党政府也沿用了国民党时期的这种对日政策。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政治的因素,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我们日本一片废墟,即使是要我们赔偿也是能为力的。当然,你们后来的共产党政府考虑得更多的还是政治和外交因素。不过我们日本对贵国的这种做法是心存感激的,现在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从一九七九年第一批日元贷款实施,截止目前的这近三十年为止,我们日本政府已累计向中国政府提供日元贷款三万二千亿元。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知道,这些援助性贷款相当于就是战争赔款。为此,我们日本政府还因此与韩国、菲律宾等国家产生了很大的隔阂。冯市长,我们日本与你们中国是一衣带水的两个国家,我们之间的恩怨可不是简单地就可以讲得清楚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应该着眼未来,共同发展才是硬道理。”

我发现这个日本人居然对我们国家的政治术语也是一套一套的,而且他的这些说法确实也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不过我觉得他的这种说法其实就是一种避重就轻。我心想,既然现在我们只是闲谈,既然他已经把问题谈到了这样的方面,那我也就应该标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才是。

我说道:“不管怎么说,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德国与你们日本对二战的反思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九七零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跪倒在华沙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前,从此德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是你们日本呢?你们的教科书淡化甚至美化侵华战争,你们的首相每每参拜靖国神社,总是没有悔罪之诚意。田中先生,这是让整个亚洲地区曾经遭受你们侵略的人民法接受和理解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他点头道:“冯市长,你说的是事实。不过我前面已经讲了,这是我们日本政府的问题。其实吧,世界上很多国家并不明白我们日本人心里的那种痛。准确地讲,如今我们日本也就相当于是美国的殖民地。他们在我们国家驻军,我们国家的政府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看美国人的脸色行事。冯市长,这可是我们日本国民心中最大的痛啊。所以我也能够理解我们日本政府,我们与亚洲国家抗衡,这只是我们必须的一种保持自己脸面的做法了。”

说实话,我还从来不曾这样去思考过日本国民心态的问题。现在听他这样一讲,顿时就觉得日本人其实也是很可悲的。不过我随即就觉得他的这种说法依然有一种狡辩的意味,其实也就是把他们所有的问题到了美国人的身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美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的处处插手别国的事情,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号,其实他们真正的目的还是其自身的利益。所以有人讲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这种说法并不为过。

不过现在我忽然发现我们探讨的问题过于地深入了,而且深入到了我作为市长不应该继续谈论这个话题的地步了。于是我笑着对他说道:“田中先生,我们不谈这样的问题了。来,我们喝酒。”

他很快地就被我灌醉了,这样的话题当然也就结束了。

汪省长和黄省长到我们上江市来参加第一批汽车下线的仪式后当天就回到了省城。我感觉得到汪省长对我态度的那种冷淡。但是我却只有在心里苦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这说到底还是一个站队的问题。

其实作为官场中的人来讲,这也是一种奈。因为我自己本来心去卷入这样的矛盾之中,但是命运却让我法逃避。由此我更加能够体会到王鑫的悲哀与奈。其实这样的情况并不仅仅是我和王鑫才会面临的问题,所有官场上的人都是如此。

接下来我就在政府常务会上提出了关于将上江市出租车更换为我们合资厂生产的轿车的动议,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动议在进行出租车价格调整听证后再执行的建议。

这其实也是一种程序。即使是要进行价格调整听证,但也必须经过政府常务会通过后再进行。

在会上,我提出这个动议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按照高标准打造这座城市的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我说出的理由还算是比较充分,而且这件事情毕竟还需要进行听证后才可以最后决定,所以与会的副市长们都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性的意见。

在接下来的听证会之前,我特地与吴市长认真商量了一下这件事情的相关情况。

我问他道:“老吴,你觉得我们这次听证会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市民代表会反对吗?”

他回答我道:“肯定会反对。市民习惯于享受低价,一旦涉及到提价的问题他们的反应就会很激烈。上次水价、电价上调,老百姓的反应就非常的激烈,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对于我们上江市的老百姓来讲,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的改革进行得较晚,老百姓的收入不高,而且最关键的是,大家习惯了以前吃大锅饭、享受低价的各种福利。所以,一旦提起涨价的话,他们简直就觉得是要命的事情。”

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人的自私其实是一种本性,一旦涉及到自身的利益之后反应就会变得非常的强烈。而且我相信,在未来的不久,随着物价的提高,水电等涉及到老百姓日常生活方面的东西也都将会随之提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是一种必然。

我点头道:“老吴,你说得很有道理。不过这件事情必须要听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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