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可以对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致命伤的“党文化”，就是党内毫规则的权力竞争。在封建时代，没有政治竞争，因为王权具有高度垄断性，属于皇帝本人或者皇帝家族。不过，皇帝之下有变相的竞争，竞争产生于皇帝家族成员之间、产生在各级官僚。旧时有“朋党”一说。“朋党”就是政治竞争的工具。因为王权是垄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有合法性也有能力来制约甚至消灭“朋党”政治。
现在时代不同了，论是高层的权力交接还是一般意义上的领导人“换届”或者“换代”，权力都比较分散。尤其在强人政治之后，政治竞争不可避免。不过，竞争没有任何明文规则。情况往往是，各方的权力争斗经常到白热化的程度。在地方层面，激烈的****往往导致党的干部之间的互相攻击，动真刀真枪，甚至“暗杀”。同样，这样那样的“朋党文化”也盛行起来，干部中间的“山头主义”、“派系”、“帮”越来越盛。帮派之间的竞争也经常导致它们之间的不同形式的“火拼”。这种方式一旦上升到中央层面，对党整体的伤害可以是伤筋动骨式的。对社会上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享受不到这种政治竞争方式的任何好处，但要承担其负面后果，甚至恶果。在传统王权社会，宫廷斗争可以伤及社会辜。不能否认这种现象的现代版本的存在。
所有这些加起来，就体现为党内人道主义的缺乏。论是纵向的上下级关系还是横向的政治竞争，都不能体现任何一点人道主义精神。“奴才文化”就是不把下级当人看；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竞争，必然表现为****的残酷情性质。
“党文化”一旦延伸到社会，更是造成了执政党及其政府与社会、人民之间的对立。这里所说的“党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的文化，而是唯一执政党的“党文化”，就是说，是统治者的内部文化。统治者的这种内部文化，必然要影响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就是党内的“非人道主义”对社会的影响。执政党党内没有人道主义，对社会、对人民自然也很难实行人道主义。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是人本主义。但中国的人本主义，和西方的人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的人本主义，不管其哪种版本，都是在祈求官员要把老百姓当人看。儒家的一些经典语录，例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再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里面的主体仍然是王权，就是说王权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善待老百姓。因为儒家往往把君和自己这个群体视为是道德的化身，要比老百姓高人一等。君和士大夫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而是可以站在法律之上。因此，中国从来就产生不了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法治文化，充其量只有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法制文化。人民永远是一个被管制的客体。在这样一种文化里面，人道主义永远只是理想，而成为不了现实。
西方的人本主义就是要从人的本性出发来设计政治、社会各种制度。因为人人都性恶，所以需要法律来约束每一个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一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近代法治精神。
党内封建式的“奴才文化”延伸到社会，表现为官员往往自认为是人民的老爷或者是“青天大老爷”，要为民做主。实际上是把人民当成“奴才”。在党内，上级把下级当“奴才”，到了权力阶梯的最低端，基层干部在党内找不到“奴才”，就只好把平民百姓当“奴才”。拿老百姓出气、欺负人民的现象经常发展到“官逼民反”的程度。中国社会上官员与社会、老百姓之间的日常冲突，不仅仅是因为物质利益上的，更是官员藐视老百姓的心态的直接反映。
在如此“党文化”影响下，很多党员不仅在党内的各种关系中，而且在党及其政府与社会、人民的关系中，都表现为极端的自私。党员不能超越自己狭隘的利益，执政党不能超于自己狭隘的利益。因为**是唯一的执政党，当党员和执政党整体不能超越其自私利益的时候，就必然和社会、和人民隔离开来。
问题在于，今天的社会毕竟已经和封建时代大不相同了。老百姓和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传统社会，论是封建式的权力“等级”还是“奴才文化”，都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是被社会和老百姓所接受的。但是，今天当人民和社会自己不认为是“奴才”的时候，当他们对政治和社会平等具有高度认同的时候，党政官员如果继续抱有封建式的“党文化”，其和人民、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
到现在为止，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一种积极正面的“党文化”有助于党的生存和发展，但一种消极负面的“党文化”则加速党的衰败。中国封建式的“党文化”疑属于后者。如果任其延续和发展下去，这种“党文化”最终会葬送执政党的命运。也容置疑，只有通过大力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