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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这并不能彻底消除“弄虚作假”的风气，但那本来就是不可能做到的，胡卫东的做法能够将“弄虚作假”限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令后世不致出现“亩产万斤”这样的天方夜谭而严重损害群众利益，这已经足够了。
此外，胡卫东考虑到历史上那三年“浮夸风”兴起固然要怪下面的干部为了升官而弄虚作假，但上面定下的过高指标也是重要的诱因。因此胡卫东故意抬高了1939年的“部分”（这两个字很重要）经济指标以“引蛇出洞”，一方面以此找出宁可遭到上面怪罪也坚持实事求是的优秀干部加以重用；另一方面则揪住一些为了完成指标而虚报数字的干部进行了惩处，算是杀鸡儆猴。而胡卫东更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趁热打铁，在中原解放区的广大党员干部当中形成了“弄虚作假”的xing质远比完不成任务指标严重得多的普遍认知，“任务完不成是能力问题（也就是说最多只会降职），糊弄上级是政治问题（这罪就严重了）。”。此外，胡卫东还以部分经济指标定高了为由向z自请处分，一来告诉下面的干部，上面的经济指标若真是过高，只要没有弄虚作假欺瞒上级，即便完不成任务，责任也不在他们身上；另一方面则是以此为先例，确定决策失误必须追究主要决策者的领导责任..
而经过这次风波之后，xing格老实、不耍滑头的干部也由此越来越受重用，相反那些虽有才具却总想着投机取巧的家伙却遭到了冷落，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下本来就应该是老实人（但不等于是笨蛋）更有价值。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狡猾的家伙更容易混得好有着很大的不同。
不过，胡卫东却也并不想搞苏联那样僵化的纯粹计划经济模式，因为历史已经证明那是根本没有前途的。但他更不想让后世的地沟油、毒nai粉、稀土白菜价出口等触目惊心的事件重现（摸着石头过河，付学费是必然的，不能苛责当时的赤se党，但作为穿越者。更不能明知故犯。），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两种经济体制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而其中胡卫东认为最关键的一点。则是国有企业的定位，他认为“国企主要是为社会服务的，其次才是为国家创造利税。”，举例来说，矿业开发交给私人来干，经济效益肯定比国营矿山高得多，但是私营矿主因为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肯定会只采掘那些较容易开发的矿脉，而那些价值相对较小的则会被其放弃，从而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确实利润更多，但国家和社会却要为此付出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沉重代价。从全局来看绝对是得不偿失。此外，资本谋利的冲动会令其本能地忽视安全生产和工人权益，例如后世的黑煤窑之类就是明证。而对国企的老总来说，不出事故比企业的效益更加重要，因此情况就相对要好得多，但是因为后世的国企其实也是营利xing企业，因此也不能完全避免。
而胡卫东将国企、至少是一大半国企定位为“服务xing单位”之后，问题就顿时迎刃而解，他不需要对国企搞什么政企分开，而直接将国企视为相对duli的行政机构，考评国企干部的标准也不再是传统的利税，而是综合考核“产量”（未达标的话会严重影响总评分，但超额完成任务的话只能得到有限的加分，胡卫东希望以此引导国企更加注重质的提升。）、“产品质量”、“单位能耗”、“原料利用率”（单位产品消耗能源的数量）、“劳动生产率”（单位时间内的人均产量）、“安全生产”（事故频率和严重程度）、科技创新等指标进行评判。
对煤炭、粗钢、电力等基础工业原料和均由国家采购的军工等特殊行业来说，销路是根本不成问题的，只要上面这些指标能够不断提高，就意味着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不断发展进步，而这些原料的销售由zfu根据大致计算出来的需求制定计划，则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资源浪费和不必要的环境污染，此外这些国企的采购也同样全部由zfu代劳，理由完全一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类“服务xing”国企的干部职工也是全都由zfu直接向其支付工资和奖金（其实这些国企等于是zfu的一个个生产车间，只要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就行。），乍看之下这样做似乎是当年深受诟病的大锅饭，但实际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占他们收入大头的奖金是根据各个单位和下面的各级部门完成那些指标情形的好坏来确定的，只有更加“好省多快”（注1）地完成工作，更多地创新和发明，国企的干部职工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且最基本的统计单位下到了车间、甚至班组一级，人数相对不多，内部协调起来便容易了许多，这样大锅饭就很难吃起来，因此大家的工作积极xing完全不必担心，甚至一些历史上难以改正的痼疾如浪费水电之类也都大为改善了，因为浪费会严重影响评分。而权重极大并且可能获得推广分成（注2）的科技创新则更是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这无疑极大地刺激了广大国企干部职工钻研技术的热情，头脑也不会因为身在国企而失去活力，而国企的领导因为这是政绩的最重要来源，不全力支持才怪
注1：胡卫东将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口号调整了顺序，目的是希望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