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还泛青的粟米，一场东风过后就干了，风一吹，粟田里刷啦啦地响，沉重的谷穗不断地点头。
粟米这时还没完全熟透，不过限于收割能力，农夫是不会等粟米变成一片金黄才收割的，那时收割成熟的粟米得掉多少粒米，霍霍粮食，要遭雷劈的。
农人们男男女女，全家老少齐上阵，弯着腰，不紧不慢地一路割去，身后的粟茬都一样高，像是用尺子量过似的。
半大的孩子跟在后面，割好的粟米捆扎的整整齐齐，然后就抱起来往地头的车上送，他们必须得轻拿轻放，免得掉了粟粒。爹娘时而就会回头看上一眼，若看到孩子把粟米捆随意地扔上车去，少不得要心疼的大骂他们一顿。
富有人家有牛车，大木轮子的牛车，拉着满满一车的粟米垛子，嘎吱嘎吱地行走在辙印深陷的黄土路上，赶车的汉子拿着大鞭跟着车走，挺胸腆肚的，一边走一边用高亢的声音唱着酸曲儿：“听见哥哥唱着来，热身子扑在冷窗台……”
贫穷些的人家就要靠人力拉车了，一个壮实的汉子拉着车走在前面，头扎羊肚子手巾，仿佛额头长出了一对白色的牛角，力气也大得像头牛，孩子跟在后面，下坡路时蹦蹦跳跳地玩耍，上坡路时就撅起屁股用力帮父兄推车。
村子里有一片片空旷的场地，常年累月地用大石辗子辗压，早就平平整整、光滑如镜。收割好的庄稼放在场上。有的人家在用梿枷脱粒，粟米和豆荚被日头晒得焦脆，七八个人各执梿枷，站成一排，梿枷起落整齐划一，噼噼啪啪的像是在唱歌。
还有的人家赶了几头牛，在铺了满地的庄稼上来回地踩，粟粒和豆子就在不断的踩踏中纷纷脱落，等把这些踩烂的粟秸豆秧拣开。光溜溜的地面上便满是粮食，扫在一起，再用簸箕扬土除尘。
这是延州临真县的一个村子。场院边树荫下歇着十几位衣饰各异的人，正有说有笑地看着农人打场、扬场。从服饰看这些人就不是镇子上的人，据说他们是来自皇帝所居的洛阳城，要往西边去向番人买皮裘。
镇子上很多人一辈子都没离开过村子方圆十里的地方。他们连洛阳是个城市的名字都不知道，还是见多识广的里正老爷说给他们听才明白那是什么。里正老爷每年都要往县城里去，那可是见过大市面的人。
村里人虽然见识少，却质朴善良，待客热情。听说这些人是跟大皇帝住在一座城里的，农人对这些衣着讲究派头十足的贵客便带着几分敬畏。在客人们面前哪怕平时再粗犷的汉子都拘谨起来，生怕有什么不当叫人家笑话。
可是只要离得这些远方贵客远些。他们就马上恢复了从容。这不，用小鞭儿轻抽牛背，轰赶着几头牛在满地的庄稼上乱踩的那个汉子，正自得其乐地唱着歌呢：“哞哞来，好好来，好好来来好，来来好好来。好来来……”
谁能想像，他刚刚被那个生得比大姑娘都要俊俏、皮肤娇嫩的比刚落地娃娃的屁股蛋子还要光滑的客人叫住问话时。窘迫的脸都红了。里正姓陈，叫陈大山，呲着一口黄牙冲着张昌宗很憨厚地笑：“贵人们甭理他们，都是些没见识的乡下人。”
商贾在洛阳算不上多么有地位，可在他眼中那就是大贵人了，更何况这些贵人慷慨的很，在村子里歇歇脚而已，便随手送了他们许多东西，虽然在这些贵人眼中那只是些针头线脑。
那位生得比大闺女还要俊俏的年轻人旁边也是一个极英俊的汉子，他坐着个木墩，笑吟吟地对陈大山道：“陈里正，你这村子今年又是好收成啊。”
陈大山眉开眼笑地道：“可不，我小时候这儿可不是这样，这些年呐，土地爷爷保佑，风调雨顺的，收成是一年比一年好，日子也越过越有滋味儿。
张昌宗淡淡地道：“上缴的赋税要等这批粮食打下来才会交上去吧？”
陈大山茫然地眨眼睛：“啊？贵人说啥？”
这位贵人看着可不像那位贵人那么好说话，一跟他说话陈里正就有些局促，感觉这位贵人虽然是坐在小马扎上，却比县里的大老爷还要威风些。他是见过县大老爷的，有一回进城交粮，适逢县太爷开堂问案，他挤在人群里远远瞄过一眼。
杨帆笑道：“就是租子。”
陈里正恍然大悟道：“哦！贵人说租子啊，是啊，这批粮食打出来才交的，我们村里已经收了一茬麦了，可官府是不收麦的，只收小米和糜子，麦子我们自己吃，这粟子糜子打下来交租，有富余的就换点油盐。”
这时节，北方主要农作物依旧是粟（小米）和黍（糜子），有些水源充足地区也种稻子。麦子作为外来物种虽也是旱地作物，却比粟、黍要求的灌溉条件更高。再加上当时面粉加工业落后，通常人们是把麦子和大米小米一样煮熟后食用，口感不佳，所以穷苦人家才吃麦饭。
那时当官的吃麦饭会被视为清廉；子女在守孝期间吃麦饭是虔诚的哀悼；如果有人把小米饭留给自己吃麦饭给长辈吃，会被人骂为不孝。麦子在中国粮食体系中的地位是明朝中后期才确立。因此这时官府收税仍以粟黍为主，麦子只能农人自己吃。
杨帆和张昌宗对视了一眼，笑微微地又问：“哦，你们这村子有多少亩地，一年要缴纳的租子是多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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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小村子里了解到当地村民历年以来的收成和交租情况以后，杨帆和张昌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