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推行剃发令，自取灭亡，满洲人的国运不久了！”
当多尔衮颁布剃发令的消息从北京传到开封后，李来亨终于拍案而起，赶到大顺军反攻的时机已经不远了。
清军的剃发令不仅限于剃发易服而已，此时满洲人虽然取得了获鹿之战的胜利，多尔衮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陕西多数地区，可是清军在北方的统治实际尚不巩固。
多尔衮颁布剃发令，实属无奈之举。
自从大顺军攻占徐州以来，南北漕运断绝已久，北京粮荒一日胜过一日。而清军新近占领的地区虽多且广，但都不是明朝重要的粮食产区，根本无法解除清军日益危急的粮食危机。
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刚刚将出逃北京的豪格拘捕而正位摄政王的多尔衮，只好紧急出台了一些节约和控制粮食的政策。
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些措施究竟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而且多尔衮刚刚拘捕豪格，八旗内部人心正在动摇之间，他为了笼络满洲宗室权贵的人心，又对投靠睿党的满洲贵族大加赏赐，实际上自己便带头破坏了刚刚出台的种种管制粮食和物资的禁令。
在如此情况下，多尔衮才终于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决心以剃发令为借口，大规模抄没北方士绅的家产。对这些愚不可及的官绅高高举起屠刀，抄没其家资、夺取其窖藏的大量粮食，以补充下一步南渡黄河的军需之用。
本来，自从清军进入北京一带以来，因为满洲八旗兵的残暴以及大顺政权在中原的新兴崛起，就陆陆续续有许多流民、饥民自北方逃亡入大顺控制区内。
当多尔衮在北京颁布剃发令以后，则不惟是流民、难民南奔入顺，即便是中产以上的士绅人家，也陆陆续续有许多人护发南逃。
他们的首要愿望当然是逃入南都政权的控制区内，可是由于大顺的占领区，正好将清军控制区和南都政权的控制区完全阻隔开来。
因此这些护发南逃的官绅，只能不情不愿地进入大顺境内。他们留在北方的祖宅田产，自然就将被多尔衮无情抄没，而这就又将进一步激化和加深这些人同清军的仇恨，使得他们成为可以被大顺军所利用和动员起来的人力资源。
最让李来亨感到欣喜的是，陈子龙和张家玉也在楚闯红队官员李远的保护下从北京顺利地逃到了开封。
这两人潜伏京师，主持着楚闯在北京的情报机构，立下了许多功劳，其功绩丝毫不下于任何一位战功卓著的大将。
为了欢迎二人归汴，李来亨亲自带着方以仁、方以智兄弟前往陈桥迎接，他携带了大顺的许多朝廷文武重臣同去欢迎，既是酬劳陈张之功，也是体现出对于北来士绅的欢迎之意。
方以智与陈子龙阔别有日，重逢以后喜不自胜，痛泣道：
“吾不意竟能与兄复见于此！”
陈子龙则惭愧地摸摸头上冠发说：“若不是惜此数根头发，我本不该继续呆在北京，为殿下传递情报的。”
“无妨！”
李来亨从容道：“多尔衮自取灭亡，孤将狩其首级与旬月之间，不需要卿等削发为间了。”
张家玉还从来没有直接接触过大顺的文武群臣，更没有见识过晋王李来亨是什么样的人物。他从北京逃到大名府以后，已经先大致上了解到了如今大顺高层的情况，知道李自成已经在获鹿战死，李过称帝、建号光中，但是大顺政权的军政实权，则掌握在极其年轻的晋王李来亨手中。
对于李来亨其人，张家玉当然是怀着十万分的好奇心。
初见之下，晋王的风范则更使张家玉为之心折：
他看到李来亨简单穿着一件寻常士兵所着的天蓝色箭衣，头戴一顶范阳毡帽，身上唯一较特殊的地方，只是披着一条轻薄的红色披风。
晋王的穿着是如此朴素，而且他的依仗也极为简单，身为监国皇太子，但却连黄盖都没有使用，仅有一名亲兵在其身旁高举着写有“监国皇太子李”字样的黄色纛旗而已。
李来亨亲自走上前来，握住张家玉的手臂笑道：
“多尔衮的剃发令是为渊驱鱼，使得数不清的百姓汹涌冲向大顺的土地上。可是孤不为得人而喜，却为得士而喜。若辈皆天下所罕有的仁人志士，孤得一二人，焉能不平定海内？”
李来亨的沽名钓誉和装模作样又让一旁的方以仁感到背上发寒，但他亦不得不承认，自己长期以来教给李来亨的这一套话术，的确对于张家玉这般年轻幼稚的北来士人，极富有吸引力了。
张家玉便热忱地跪下说：“臣今日方知开创雄主是何等英姿！”
李来亨则笑道：“孤非开创之主，卿不可胡言乱语了。大顺开创之主实乃孤之祖、父也，孤承父祖之功，方有今日之土地百姓。”
李来亨又说：“孤听闻明朝的弊政之一在于宦官，孤之祖、父因此皆不喜太监之政，孤亦不用宦官，只有一些女官充作宫廷之用，，因此仪仗简陋，大约是要使得北来士人见笑啦。”
李来亨提到大顺已经尽废宦官之政，这一点当然让许多士人大感扬眉吐气，因为明朝多年来宦官与文臣的斗争，都是朝廷争斗的一大主线。
大顺将所有太监内官职务废除，改为使用女官担任内官，就让即便是死心塌地于明朝的一些文臣士人都感到颇有新朝雅政之风。
只是张家玉心中觉得奇怪，毕竟太监虽然为文官所厌恶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