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五年春正月，大汉朝中又发生了一场大的风波，由一个不入流江湖术士张龙儿所引发。其本人及徒众，处置干净利落，悉数斩首于市，让底层的那些愚民们亲眼看看，他所敬仰的“大师”并非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只需刽子手一刀即可身首分离。
同时，牵涉到其中的一批官员，一个没躲过，凡是与张龙儿有交往的，悉数被挖了出来。哪怕有心理准备，结果还是令刘皇帝感到震怒。
这其中，不只有那些希望能得“大师”赐福指教以求升官发财的下级官吏，还有勋贵，甚至几名禁军的军官。
惹恼了皇帝，结局自然是惨淡的，四十多名官员，不论何人何职，全部罢免，哪怕没有位高权重者，在东京一下子罢免这么多人，也是一场不小的震荡了。当然，也腾出了不少职位，为他人欣喜替代，大汉如今可不缺当官的人。
勋贵之中，也有十三人遭到了清算，勋职罢黜，爵位削夺，其中包括一侯两伯。这也是刘皇帝第一次对乾祐功臣勋臣们进行惩治，虽然不多，却开了个头，也为朝廷每年节约了一比开支。
当然，最令刘皇帝感到怒不可遏的，还得属于牵涉在内的禁军官兵，虽然只是寥寥几名低级军官卫士，但事情大。别的地方，别的人，出些问题，都在刘皇帝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然而军队也牵扯到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了，性质就严重了。
那些涉事官兵，全部流放安南，不知如此，因为出在巡检司，几名高级将帅，从韩通、到李继勋到党进，这些人都被叫到宫中，以其治军不严，狠狠地批了一顿。
这件事也确实带给了刘皇帝足够的震动，令他警醒，这么多年，始终被刘皇帝掌控在手中从未放松过的权力是什么，军权！
这才到哪里，军中就已生出这等歪风邪气了，虽然很小，但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也是刘皇帝的信条。于是，皇帝一声令下，以枢密院牵头，辅以军情司，再度对禁军进行一次整风行动。
而在其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也确实令人吃惊。虽然刘皇帝一度再强调，四夷尚未臣服，还未到马放南山之时，但军中的懈怠风气，却在悄然之间弥漫了。
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对于中央禁军而言，自北伐战争过后已经安逸太久了。哪怕是平南战争，对禁军的动用也是少数，至于西进南下，则全部动用的地方军队。
这么长的时间，也足以让将士们懈怠，这也算人之常情。而进入开宝年来，承平时代彻底到来，战争逐渐远去，生活水平日渐提升，禁军的待遇也不低，又在开封这座城市，军心有所变化，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毕竟，连刘皇帝都难免心疲松懈之时，而况于普通的将士。军法仍旧严厉，约束着将士，军容仍旧威武，改变的只是精气神，这是时代改变带来的影响。
刘皇帝从中吸取的教训，就是反应过来，在和平时代，对于军队的治理，似乎也要有所调整了，不能一味地按照战争年代治军之法。同时，对于内外军的轮戍，也要加强落实了。繁华当然是好事，然而开封此都，似乎“腐化”能力也极强。
一直到刘皇帝的注意力放到整军上后，“张龙儿案”方才真正告一段落。
从开宝四年下半年开始，刘皇帝实际上就从前两年的闲适中脱离出来了，垂拱放权永远只是表面，御天下二十载，可以说，他身上几乎每一寸血肉，都被权力所浸透。
到进入开宝五年后，则更加忙碌了，而忙碌的重点，只在一事，为出巡做各项准备安排。这已经是刘皇帝在位的第二十个年头了，这么多年中，刘皇帝也不是久处宫中的主，时不时地就要出去走走看看。
而这二十年间，刘皇帝真正待在皇宫内的时间，只有约三分之二。其他的时间，或出征，或出猎，或出巡。
刨除那些在京城以及近畿的明查暗访，刘皇帝前后一共有三次动静较大的巡视。
第一次，乾祐元年的西巡，至洛阳，彼时初继位，不顾劝阻，贸然出巡，除了煊示帝威之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河中李守贞之叛做准备。针对河中之乱的一些军事布置，也是在那次西巡中就做好了。
第二次，则是次年的冬巡，冒着冬寒，向北巡幸，抚慰河北，直抵永清。目的同样很明确，为河北的军事防御，当时大汉北面的形势并不容乐观，不只是军队的忠诚问题，还在于辽国带来的压力，以及幽燕局势的动荡。
第三次，则是乾祐九年的北巡了，那是对整个北方疆土的一次视察，从河北，翻越太行入河东，再南下河中，西幸长安，再东经洛阳归开封，把大汉的核心统治区域走了个遍。
通过前三次出巡，可以看出，在过去，刘皇帝乃至朝廷的重心，都放在疆域北部。因此，到如今的开宝五年，时隔十年之后，再度出巡，方向也跟着变了。
这一回，刘皇帝打算向东、向南，南北虽然一统，但终究分裂了半个多世纪，多少有些隔阂。刘皇帝此去，目的之一，便是尽量消除这种隔阂，安抚南方士民之心，强化大汉的统治。
作为大汉的财税重地，也有资格获得刘皇帝的重视。刘皇帝的这种想法与做法，如果要在前代帝王中找个模板，最类似的是隋炀帝，不过，比起隋炀帝，刘皇帝所面临的困难可要小多了。
不过，此番出巡的规模，也是历次出巡中最大的一次。后宫嫔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