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在朝中地位不算高，即便在都察院内部，也只是四五把手，但他与同僚们的下场，却极具警示意义。有此为鉴，再无人敢就刘皇帝“坏法”之事进行劝谏了。
以刘皇帝表现出的强势态度，要是宰相敢劝，他就敢再罢相，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怀疑。当满朝寂然的时候，事情就好办多了，即便有阻力也不怕，刘皇帝是从不怕砸碎规矩的，规矩若是难搞，他就搞人，谁冒头就打击谁，这是他权威所在，无人敢忤。
而皇城、武德二司的第一步动作，针对对象，恰恰是朝廷的司法监察系统，从刑部到大理寺，再到都察院，一名名官员被查处出违法乱纪的问题。
这些对大汉律法最熟悉，具备高度解释权的官僚，由于多了一个知法犯法的罪过，在处罚上，往往罪加一等。罪行严重者，给国家、百姓造成严重损害者，直接判死，并且，都不需等到秋冬统一执刑，再像过往一般，找上一堆贵族官僚去观斩。
刘皇帝也发现，次数多了，贵族与官僚们体内都注入了一些“抗体”，效果也不像当初那般显著了。因此，勾判之后，即斩。当然，或许是刘皇帝自己也知道，要是再搞集体处刑，只怕到时候洛阳市内的刑台位置都不够.
花费了一个多月，司法系统基本被清理一遍后，开始蔓延了。在刘皇帝的授意之下，“整治专署”从三法司吸收了大量熟谙律法、审判的行家里手，扩大阵容，把獠牙利齿，转向其他部司。
于是，一场自上而下，由里及外，从中枢到地方的吏治澄清运动，正式开启了。这一回，刘皇帝的杀性真的大，或者从一开始就打算通过严刑峻法，通过最直接的暴力手段，把大汉积攒了几十年的弊症给治一治。很多过去或许只是降职免官流放的罪责，在这一场整饬中，都可能丢了命。
造成的结果就是，从四月到五月的两个月中，洛阳诸市，几乎每一天都能看到官员被执刑杀头，洛阳百姓，初时还是反响热烈，吃瓜看戏，看到那些手握权力高高在上的贵族、官僚倒下，实在是舒服。然而，见多之后，就习以为常了，然后麻木，然后恐惧。
至于贵族与官僚们，那就不是恐惧就能形容的了，时刻被恐怖所包围着，能够问心无愧者，实在少数，谁也不知道，这场运动要持续到什么时候，这场灾难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
建国以来，真正人人自危的情况，在大汉朝廷出现了.